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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叫王叮当

日期:2019-09-10 14:43

我儿子叫王叮当

王宏哲

我叫王青树。我在古都市南郊明光小区当门卫。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虽然算不上多么老,但是腰圈着,脸泛黄,眼睛也有些近视了,看什么东西不是得靠近了贴着看,就是得把眼睛眯起来,眯成一条细小的缝。你可以想象,像我这样的人在小区当门卫有多么滑稽和可笑。事实上我自己也觉得不合适,我曾经向让我到小区当门卫的樊大姐竭力反对过,我说就我这个样子清清垃圾扫扫地还差不多,让我站在门口当门卫,那简直就是给这一行道抹黑哩。樊大姐没有理会我的话。樊大姐抬手把架在鼻梁上的花镜往下拉了拉,白眼仁翻着我看了看,说咋干不成?啥事情都是人干的,别人能干,你为什么就干不成?

樊大姐坚持让我干,我后来就没话了。这不仅仅因为樊大姐是这个小区的物业负责人,还因为我总感觉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她。这感觉让我也觉得很荒诞。我的家在几百公里外的柳树村,樊大姐则一直生活在古都市,我在此之前一直待在村里面,我又怎么能见过她呢?但是,那天在大桥下第一眼看见她,我确实觉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她。真的,我当时眼不错珠地看着她,我在想,我到底在哪里见过她呢?

我那天漫无目的地走到大桥底下的时候已经快傍晚了,太阳被一团黑云遮住了,忽地又起了一阵大风,呼呼的,吹得那些尘土、树叶、塑料袋子满天地飞。汽车的喇叭声,人们的呼喊声响成一片,吵得我脑袋嗡嗡地响。我躲到了大桥底下。好多人都躲到了大桥底下。有人在抱怨风太大,土太多,把人吹得眼睛都睁不开;有人感叹说六月的天就是变脸快,眼看着怕是又有一场大雨了。我靠在一个桥墩旁,我的汗衫湿漉漉的,两只腿软绵绵的,好像都快要撑不住我的身体了。我顺着桥墩坐下去,把胸前的纸牌子扶正,一只手把纸牌上王叮当的照片擦了擦。王叮当是我的儿子。柳树村好多人都觉得我给儿子取的这个名字怪,我老婆张红棉也问我为啥给儿子取一个这样的名?我说不为啥,叮叮当当的声音多清脆,多响亮,叫着也上口,我喜欢。我老婆张红棉抱着刚刚生下的我儿子,叮当,叮当的试着叫了几声,我儿子就在她的怀里蹬了蹬腿,头歪着,嘴巴朝她的奶头上拱。我老婆张红棉白胖胖的脸上就露出了笑,说叮当就叮当,儿子都同意了,那就叫叮当,叫叮当。

我儿子王叮当是在他16岁生日那天出走的。起先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像以往一样,是找他的那些同学乱逛去了,不几天就会自己跑回来。可是,三五天过去了我一直没见到他的影子,我就有些心慌了。我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地找,我还到我所知道的他有可能去的同学家里面一一地找。我把我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我都把我自己找得越来越害怕了,但还是没找到他的一点儿线索。后来,我几乎都快要绝望了,才在我桌子上的一本书里看到了一张纸条子。纸条是我儿子王叮当留的。王叮当说,你就知道看那些没用的书,你就知道写那些没用的文字。我走了,我到古都找我妈去了,你别担心我。

这小子,他说叫我别担心我就能不担心?我不担心由不得我。我当时就瘫软了,眼泪也咕嘟咕嘟地往出冒。我儿子王叮当从小就在柳树村,他连县城也没去过,身上也不见得会有钱,那么大的古都市,他晚上住哪儿,渴了喝什么,饿了吃什么?会不会有人欺负他?会不会有骗子盯上他?我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担心,我把大门一锁,顺嘴给邻居我二叔打了一声招呼,连夜晚就搭火车朝古都市来了。

一到古都市,我才知道古都市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我原想着找到一家报社或者电视台,我希望他们能给我登一个寻人启事,哪怕就登上几句话。我先去的电视台,我对着门口站得笔直的武警战士声泪俱下地说了大半天,武警战士好像是铁打石刻的,胳膊在我面前伸得直直的,嘴巴一动也不动。我后来想起了古都有家报社,我曾经给他们副刊投过稿,虽然一篇也没有用,但我想他们也许会记住我的名字。我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这家报社,爬了四层楼才在东边的一个办公室打听到了副刊部。副刊部办公室里乱糟糟的,一堆一堆的旧报纸山一样地摞起来,看不清到底有没有人。我在门上敲了敲,一边朝里面走一边叫着老师,我说老师,我找副刊部的老师。 一个矮矮胖胖的男子从一堆报纸后面探出了一张胖乎乎的脸,他揉了揉红红的眼睛,上上下下地看了我一会儿,问你找谁?我说我找副刊部的老师。男子看我往他的电脑屏幕上瞅,一晃鼠标关了窗口,说啥事,你说啥事。我说我叫王青树,我曾经给副刊投过稿。男子说哦,哦,哦,知道了,你快说啥事情,啥事情。我就把我儿子如何离家出走到古都,我又怎么担心他,迫切地想要找到他的事情说了一遍。男子说你要找儿子你去找,你跑副刊部干什么?我说古都市太大了,我一时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我想请你帮忙帮我登一个寻人启事,哪怕只有几句话。男子好像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他一只胖乎乎的手掌在鼻子上抹了抹,说知道了,知道了,要登寻人启事你去找广告部,你找副刊部干什么?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往门口走,我也跟着他往门口走。他朝前面指了指,他说你往前走到尽头朝右边一拐,第三个办公室就是广告部。我将信将疑地朝广告部走。我听见门咣的一声闭上了,听不清他还嘟囔了一句啥。

广告部的女孩自然要比副刊部的胖男子热情得多,但她说出的广告费却让我的心里凉透了。从报社往出走的时候我的主意就打定了,我决定自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找,古都市再大,我一天一天地走,总有一天会走完的。

我大概是在第七天才走到大桥底下的。我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寻人启事,还端端正正贴上了我儿子的照片。我把牌子挂在胸前,先城东,后城南,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挨着走。古都市虽然大,我相信一天一天地找,总有一天会找见我的儿子王叮当。

我那天靠着冰凉的桥墩坐着,我把我儿子王叮当的照片擦得净净的。风是那么的大,我不清楚那么大的风为什么却把我身上的汗吹不干。我身上黏糊糊的,头上也湿漉漉的。我抬起手臂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感觉我的头发被风吹得摇摇摆摆,就像是风雨来临前地里波浪般起伏的麦苗。后来,雨点子就哗啦哗啦地砸下来了,路面上溅起的水花带着一丝凉意和人们的惊呼飘到大桥底下,站在边缘处的人们咋咋呼呼地呼号着不自觉地朝桥里面挤。我动了动身子,感觉胃里一阵一阵的发酸,喉咙也火辣辣的,像是烧着一团火。我知道我的胃病肯定是又犯了。我老婆张红棉还在家的时候,知道我有胃疼的毛病,三顿饭总是给我烧得烂烂的,从来不让我吃凉饭。她一离开,我是什么方便做什么吃,有时候干脆就买上几块钱的馒头,一吃就是三五天。我的胃病就是这一段时间加重的。我在胸口揉了揉,想起来早上买的两个馒头还有一个在布兜里,就伸手掏出来拿着吃。可能是我吃得有些急,一口馍咽到喉咙卡住了,噎得我一个劲儿地打着嗝。我的打嗝声惊动了身边躲雨的人,有几个抻着脖子朝我这边好奇地看。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大约把我当成了讨饭的,我看见她手里拿着一个面包对一位穿红裙子的女子说,妈妈,那个人真可怜,我要把我的面包给他吃。红裙子拉了拉孩子的手,朝我这边看了看,说乖女儿别乱跑,那个人是孩子走丢了找孩子呢。小女孩朝妈妈身边靠了靠,睁大一双黑溜溜的眼睛犹犹豫豫地看着我,仿佛担心一走近我,自己也会走丢了。我朝小女孩笑了笑,又特意把胸前的牌子摆正了。我看见我身边已经站了好几个人。有的朝我的胸前指指点点,有的甚至一字一句地念出了声。我听见有人夸我儿子长得帅;有人怀疑我儿子怎么长得和我不太像;还有人啧啧直咂嘴,说这么好个小伙子要是被坏人拐走了多可惜!听说有些团伙专门拐带这么大的年轻人干坏事,报纸上登的太多了。一定是这句话刺激了我。我手扶着桥墩站起来,我说各位行行好,谁要是见到了我儿子请告诉我,我会永远记着你们的恩。我一边说着一边往周围人们的脸上看。我拉住了一位正在抽烟的小伙子,我说你有没有见我儿子?我又拉住了一位背抄着手的老大爷,我说你有没有见我儿子?他们都对我摇着头,甚至还朝后边躲闪着,好像我的样子有多怕人,或者我身上的气味有多臭,手上有多么的不干净。我不甘心,我拉住这个问,拉住那个问,最后又拉住了一位戴着墨镜背着小包的大姑娘。我说大姐,大姐,你看见我的儿子了吧,我的儿子叫王叮当,你看见他了吧?你要是看见了就告诉我,告诉我。不知道是我的样子把她吓着了,还是因为我把她拽疼了,她被电击了似的甩脱我的手,顺手推了我一把,说谁是你大姐?你这人疯了,疯了是不是?

我可能真的是疯了。我被她推得倒在地上,我禁不住顿足捶胸,号啕大哭。我的哭声很快地就被雨声和人们的吵吵声吞没了。我脑子里空荡荡的,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雨已经住了,天也已经慢慢变暗了。大桥底下空荡荡的,刚才围拢的人也早已经散尽了。我先是揉了揉眼睛,接着就去摸我胸前的牌子。竟然没摸到。我就慌了。我想站起来,可是我刚刚立起身,双腿就软软地要往下倒。我感觉谁扶了我一下,我颤颤巍巍地就站住了。我看见扶我站住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留着烫发头,大脸盘,胖乎乎的脸上架着一副老花镜,正慈眉善目地看着我。我说,牌子,我儿子。她说,在,你看在这儿呢。我看见在她身后的地上放着一捆菜,菜一边就放着我做的牌子。我说谢谢大姐,你是好人。她没有接我的话。她说你刚才急昏了;你怎么能那么急?我眼泪就又下来了。我说我儿子走丢了,我不知道我儿子怎么就走丢了。她在我肩膀拍了拍,还从裤兜里掏出了一张纸递给我。她说好了好了,丢了就再找回来,你光急,光哭管什么用?她这么一拍一说我的眼泪反倒越多了,我哽咽着,说我儿子走了几天了,谁知道他现在在哪呀?她这回没有再劝我,只在一边站着看我哭。等我哭够了她才问我,你就准备这样子找?我说我不这样子找又能咋样子找?她仰起头像是想了想,说要不这样,你先找个事情干着,一边干着一边找,总比你这样找稳妥些。要不然,恐怕儿子还没找到,你自己就倒下了。

接着,她就告诉我,她在附近她们小区的物业管些事,刚好看大门的一个小伙辞职了,我可以去顶一顶。她还说她们小区是老小区,事情不多,休息的时候我可以去找儿子,而且,她自己也没有多少事,还可以帮我一起找。那时候,远远近近的路灯霓虹灯已经亮起来了,花花绿绿的。马路上汽车移动的尾灯一个接着一个,闪闪烁烁,耀得人眼花心慌慌。

我说,大姐你是好人。

她说,不说这个,先到小区里找个地方住下吧。

我后来才知道带我到小区的就是樊大姐。她把我在小区门卫室里安顿好,又从自己家里抱了一床被褥和一个棉枕头。看见我身上的汗衫又脏又烂,她又拿来了几件半新的上衣和裤子。她替我铺好床,又督促我把那件上衣穿上身试一试。我试衣服的时候,她的目光就翻过老花镜的边框看着我,那神态有些像我妈,又有些像我老婆张红棉。我越看越感觉她有些面熟,好像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的。我心里这样想着但没有说出口。我木呆呆地看着她,发现我写文章时记住的那些词好像一下子都忘完了,所能说出口的除了大姐你是个好人,剩下的就只是俗套的谢谢了。樊大姐笑吟吟的,说谢什么?这些都是我儿子我老公的旧衣服,他们早就不穿了,你穿着合身就好,合身就好。

安排我在小区门卫室上班后,樊大姐有事没事的常常会到门卫室来转一转,有时候问问我习惯不,还有没有啥困难?有时候来了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话,顺便放下一把她买的菜,或者是她做的一碗什么好吃的。我当然会推辞一阵子,我说大姐,我已经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再这样对我,这让我多么不好意思。樊大姐眼镜后面的眼睛就泛出了暖暖的笑,说有啥不好意思的,我一个人吃饭,多少常常拿不住,浪费了也是浪费了。我知道樊大姐这样说是为了让我好接受,她是真心地对我好,我就想着有什么机会能够为她出些力。这一天,我看见樊大姐扛了一个大箱子吃力地往楼门口走,我就赶忙跑过去把她手里的箱子往过抢。我说大姐这东西这么重,让我来帮你往上扛。樊大姐脸挣得涨红着还没顾上说出话,箱子已经被我抢到了。我扛着箱子往楼上走,樊大姐在后面喊着,慢些,慢些,小心脚下不好走。

樊大姐的家在六楼,我扛进去的时候已经累得一头的汗。本来放下东西就要走,却被樊大姐叫住了。樊大姐说不着急,先歇一歇喝口水。樊大姐这样一说,我就在靠门边的沙发上坐下了。我看见樊大姐家的房子不算大,装修得简简单单的,家具也不算多,但都摆放得整整齐齐的。靠墙的电视机是老式的,上方还挂着一幅放大了的老照片。我看见照片上是三个人,左边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很威严的年轻人,中间是一个戴着红领巾的胖乎乎的小男孩。右边那个留着披肩发的女的应该就是樊大姐了,她那时候可真年轻,真好看,一张鸭蛋形的脸,鼻子挺挺的,眼睛细细的,嘴角边的两个酒窝盛满了甜甜的笑。我就说,那照片是你们的全家福吧?大哥看起来好威武,大姐看起来好漂亮;还有那小孩,那是你儿子吧?长得真是心疼人。

樊大姐把水递给我,眼睛也朝照片看了看,说好多年前的照片了,有什么好看不好看的。我说就是好看,你看你儿子脑袋圆圆的,鼻子翘翘的,笑起来说不出有多好看。我这样说着,眼睛就在屋子里瞟,我说大哥呢?你儿子呢?他们怎么不在家?樊大姐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她把鼻梁上的眼镜往上托了托,督促我快喝水,她说,茶叶放得有点久,你尝尝看有怪味没?茶叶当然没有啥怪味,喝完那杯茶我就匆匆忙忙下楼了。

樊大姐事事照顾我,物业办的几个人都察觉了。以至于收水电费的张成和负责维修的郝小毛私底下老是打探我和樊大姐到底是啥关系。我说没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肯定认为我没说实话,一边笑着,一边轻轻地摇着头。尤其是那个张成,他神神秘秘地左右看了看,说你肯定是樊大姐的啥亲戚,要不然樊大姐会对你那么好?我说,没有,我和樊大姐真的没关系,我是来古都市找儿子的,我流落街头,是樊大姐见我可怜把我收留了。张成和郝小毛双双看着我,嘴巴微微张着,说,哦,哦,没关系就没关系,反正我们也没想着沾啥光。

樊大姐果然让我每周休一天找儿子。她还亲自陪着我一起找。樊大姐送我了一部旧手机,说是儿子原来用过的,我找孩子用得着。她还到打印部复印了一厚叠寻人启事,上面印着我儿子的照片,留着给我新办的电话号。她让我和她一人拿一沓启事到不同的方向去张贴,一次换一个地方,争取把古都市贴遍,就不信还能找不到。我们临出发的时候,樊大姐又交给我一张古都市地图。她说,你对古都市不太熟,带上地图方便些。完了,她又交代我贴启事要长眼色,尽量不要到大街上贴,找一些人多的巷子贴;要是碰见了市容能跑就跑,实在跑不了也不要犟嘴硬碰硬,嘴软些,别吃亏。

樊大姐给我交代这些的时候,我的眼泪由不得又出来了。我实在是一个无能的人,在柳树村的时候,我几乎哪儿也不去,第一次去县城办一件事的时候,我老婆张红棉就是这样一件一件交代的我,好像我长了一张惹麻烦的脸,一不小心就会惹出啥麻烦,甚至会把自己搞丢了。现在,樊大姐又这样一件一件地交代我,我的心里不由就酸酸的。樊大姐说,好了,别哭了,赶快走。

我和樊大姐每个周末都出去贴启事,没过一个多月,我们几乎就把附近的几个地方贴遍了。谁知道,一张一张的启事把我儿子没找到,却把我老婆张红棉找到了。

我老婆张红棉是一年前的那个春天离开村子的。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中午我正在埋头写一篇小小说。我壮志满怀地谋划这一篇小小说是因为受到了我们县报副刊的鼓励,和我的一位文友的极力煽惑。我给我们县报投了好几年的稿,先是一些十几行的诗歌,再是一些豆腐块的小文章,我一篇一篇地寄,一天一天地等,结果大多是没了消息。那一阵子不知道是怎么了,我们县报接连发表了我三篇散文还有一首小诗歌。这让我喜出望外,还有些志得意满,感觉只要我坚持写,好好写,说不定哪一天就能发表到市报、省报,继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作家了。我这样想,我的文友凹凸也这样想。凹凸和我邻村,我们当年都在各自的村子当代课教师,都不可救药地迷上了写作。我们自然成了好朋友。他原名叫陈英明,开始写作后就改成了凹凸。起初,我觉得这个笔名有些怪,我说你怎么叫这么一个怪名字?他说不怪,怪啥?他问我知道作家贾平凹原名叫啥不?我说听说叫贾平娃。他藏在镜片后面的眼睛狡黠地往大睁了睁,说这就对了,娃和凹一字只差,和平结合在一起意义就大不一样了。他激动得站了起来,一只手卡在细细瘦瘦的腰间,另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说一个平,一个凹,放在一起看似矛盾,实则有情有趣有深意啊,是不是?我当时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而他却显然受到了鼓舞。他伸出一根指头在我的桌子上写画着,说这个是凸,这个是凹,字面上看似冲突的,可是两个字反过来扣一起,严丝合缝的,多合适?这里面一定有玄机,妙,妙,妙不可言啊。我说,关键是你这个名字和平凹意思差不多,还有一个共同的字就是凹。贾平凹有凹能够成为贾平凹,你有凸有凹说不定也会成为陈平凹。我这样一说,陈英明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一只手在自己已经谢了顶的头上搔了搔,露着几颗黄牙说,那倒没敢想,只要能成为贾平凹第二也就知足了。我说,好,好,要这么说你这个笔名还真是好。

陈英明那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赶到我们家,一进门就喊叫着,说,不得了,不得了,你赶快请客吧。我说我又没有啥好事,请啥客?陈英明眼睛往大一睁,白眼仁就多过了黑眼仁。他说你还装啊,你发表在县报上的文章你当我没看见?写得好,写得好啊,你再这样坚持写下去说不定就写成了。陈英明的这句话无疑把我的豪情壮志给激发起来了,我说这些不算啥,不算啥,我正在构思一个小小说,我觉得这个小小说一定能写好。接着,我就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地把我的构思给他讲了一遍。我讲的时候他坐在我的对面瞪着一双眼睛仔细地听,有时候忍不住还插上一两句话。等到我讲完了,他激动得把鼻梁上的眼镜摘下来往桌子上一放,眼光迷离地看着我,说写,好好写,你这篇写完了肯定不得了,不得了。为了抒发他的激动和表达对我未来作品的祝福,他极力建议我们应该喝一场。我呢,也被他说得有些激动了。我对老婆张红棉说,红棉,你去给咱买瓶酒弄两个菜。我老婆张红棉当时正坐在门口拣豆子,我看见她朝我瞅了一眼,慢慢吞吞地朝厨房走去了。

张红棉那天做的菜一个是拌黄瓜,另一个是炒鸡蛋。酒是我过年时买的,只剩下了少半瓶。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我们高喉咙大嗓子地谈论着读过的某一个作品,像模像样地端起杯子碰着杯,好像是有说不完的话。只是酒很快地就喝完了,陈英明拿起空酒瓶故意一下一下地晃。我就喊张红棉,我说红棉你不行给咱去小卖部拿瓶酒。张红棉可能是没听到,也可能是听到了故意装着没听到,依然蹲在院子里忙着自己的事。陈英明脸红红地就笑了,说算了,下回,下回你的小小说发表了咱好好喝。我说行,好好喝,下回好好喝。

陈英明一走,我就开始我的那个小小说创作了。我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对张红棉说没什么事就不要来打搅我。傍晚的时候,我老婆张红棉推开了我的房子门。她刚从地里给麦苗打完药回来,身上带着一股子草腥味和农药味。她问我晚上吃什么饭,我说随便。我说了随便她还不离开,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我说过了,没有事就不要来打搅我,你没听见?我老婆张红棉捋了捋被汗水贴在额头上的头发,说叮当,叮当学校的赞助费怎么办?我这才想起来我儿子王叮当被县上的学校录取了,人家让交五千元赞助费。说实话,这笔钱我确实拿不出,再加上我当时正沉浸在我的创作里,我就有些急,我说能怎么办?交不起顶多就不到县里上了,还咋办?我这句话显然把我老婆张红棉激怒了,我看见她胸脯一起一伏的,脸上的肌肉也扭曲了。她眼里蓄满了泪水,嘴唇一颤一颤的,说这就是你一个男人说的话?我说我说这话咋就不是男人了。张红棉眼里的泪水涌出来,她说,王青树我受够了你,你就和你的那些狗屁文章过吧,我不打搅你。

张红棉一离开,我的脑子也乱了。那时候,村子里一大半的人都到城里打工了,张红棉也曾经催我去。可是,我也不知怎么的,就是不愿意离开家,就是不愿意到城里去。我对我老婆张红棉说,你就让我在家里,穷日子富日子还不一样都是过日子,你就让我在家里搞写作,说不定我哪一天写成了,啥问题都解决了。张红棉也许是轻信了我的话,就没有再催过我。但是,鬼知道我能不能写出来,什么时候能写出来?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发虚了。我从凳子上站起来,准备去找找我老婆张红棉。可是,我老婆张红棉像是变了一个人,无论我说什么她就是只忙着自己的事情不看我。第二天,我看见她收拾了东西换了衣裳要出门,我以为她是要回娘家,我就说红棉你走吧,家里的事情我操心着。

后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一直不见她回家,我就有些紧张了。我先去她娘家看了看,我又找和她关系比较好的几个婆娘问了问,谁都不知道她去哪了。我急得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脑子里一时乱极了。后来,我就在我们的卧室里胡乱找,想看看她有没有给我留下啥提示。以往,我们有时候吵了嘴,她回娘家总会给我留一个小纸条,交代我什么时候要喂鸡,什么时候要喂猪;叮嘱我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内裤放在哪,衣服怎么换。张红棉就是有这个好,即便是和我吵了嘴,但心里还是想着我。这次,她果然又给我留了纸条,她说,你不出去打工我打工,你把你和孩子招呼好。出啥事我和你没有完!

我老婆张红棉离家后家里就剩下了我和我儿子王叮当。张红棉几乎月月给家里寄些钱,有时候还会给我和我儿子王叮当寄一件新衣服。她没有告诉我她在古都市哪儿,她只是交代我要照顾好王叮当,千万不能出啥事。

我老婆张红棉是按照寻人启事上的地址找到我的。那时候,我刚从外边跑回来,一口水都没顾上喝,累得躺在床上正呻唤。我听见门咚的一声被推开了,接着,就看见门口站着一个穿着黄马甲的身影。我强撑着爬起来,衣领一下子就被黄马甲给揪住了。黄马甲说,王青树,王青树,你把我儿子弄哪去了,你还我儿子,还我儿子!黄马甲一说话,我才听出来是张红棉。我被张红棉揪着衣领晃来晃去地质问着,我张大着嘴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张红棉揪着我的衣领摇晃着,手一松呜呜地哭出了声。张红棉一哭,我也哇哇地哭开了。我看见门口围了一堆的人,有的人抻着脖子朝房子里看,有的人还伸出手朝里边指指点点着,神情义愤地说着啥。我痛哭流涕地抱住了号啕大哭的张红棉,我说,红棉,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对不起。

后来,是闻讯赶来的樊大姐支开了众人。樊大姐歪着脑袋朝里边看了一眼,说都别围着瞎起哄了,让人家夫妻好好说话。樊大姐一开口,众人开始散开了。有几个人好像还没看够,转过身子的时候还恋恋不舍地朝门房里回着头。樊大姐说走吧,走吧,快走吧,有啥好看的。她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屋子里关上了门。张红棉哭声小了些,站在一边一个劲儿地擦眼泪。我泪流满面地看着樊大姐,我说大姐,她就是我老婆张红棉。樊大姐看了看张红棉,走过去搂着她的肩膀在我的床上坐下来。樊大姐说,你们的事我听王青树说过了,青树也不容易,那一天为找孩子都晕倒在大街上了。张红棉红肿着眼睛看了我一眼,我看见她眼里的泪水又蓄满了。张红棉说,活该,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好,他活该。好了,好了。樊大姐说就不要再说气话了,商量怎么找到孩子才是正事情。樊大姐说完这话就扭过头看着我。樊大姐说,你们都还没吃饭吧?青树你快去给你和媳妇弄些饭,我陪着她先说会儿话。

我从外面买回来饭,樊大姐就起身出去了。也不知道她和张红棉都说了些啥,我看见张红棉脸上的泪水擦干了,眼睛却依然红肿着,一眼一眼地看着我。我说红棉,你吃饭。张红棉没说话,眼睛依然直勾勾地盯着我。我又说,红棉,你吃饭。张红棉眼泪就又涌出来了,她推开了我放在她面前的碗,一起身就把我的双手抓住了。她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眼泪刷刷地流。我也看着张红棉,才一年光景,我发现她原来白生生的脸蛋变黑了,变瘦了;头发也干黄干黄的,没有了一点儿光泽。我说红棉,你受苦了。一说完这句话,我的泪水就流下来了。我说红棉,都怪我不好,让你跟我受这么大的苦。张红棉流着泪在我的胸前捶打着,说,你看你,你看你都瘦成了啥,你胃病还犯过没?

那一晚张红棉就留在我住的门房里。这是樊大姐亲自交代的。她从自家抱来了一床旧毛毯,说你两口子好不容易见面了,今晚上就在一起说说话。张红棉起初还有些不好意思,说她打工的环卫站离这里也就几站路,她还是赶回去住。樊大姐眼睛翻了一下张红棉,说你这说的哪里话,听大姐的,明早上赶上班前再回去。樊大姐这么一说,张红棉就低下头不说话了。等到樊大姐一离开,张红棉就默默地收拾起了床铺。她说这大姐是哪的人,我怎么觉得好像在哪里遇见过?我说,你有这感觉?我怎么也感觉好像在哪里遇见过。张红棉铺好了床,她说,不管是哪的人,总之是位大好人。我说,嗯,大好人。

我和张红棉躺下后,说了一晚上的话。话题当然主要是围绕着我们的儿子王叮当。我说都怪我,我要是不打他那一巴掌,他说不定也不会跑出来。张红棉吃惊地抬起头,问我,你打叮当了?我说,我打了,都怪我。

我儿子王叮当是我结婚第二年生下的。那时候我正在柳树村小学当老师。那天放学回到家,我看见我父亲正坐在院门口的石碌碡上,嘴里噙着那杆铜烟锅,两只手在大腿上一下一下地拍打着,摇头晃脑地哼秦腔。我父亲哼秦腔一般总是有喜事情。果然,我刚一走到他面前,他就从碌碡上面跳下来挡住了我。我父亲说儿子呀,我现在已经是当爷的人了。我父亲就是这么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不光和别人开,有时候和我也开,有点儿没大没小的意思。我父亲这么对我说,我知道一定是我老婆张红棉生了。我就问我父亲,男娃还是女娃?我父亲瞪了我一眼,说,啥话?我儿子的儿子,你说是男娃还是女娃?

我儿子王叮当的出生让我激动得浑身都是劲。我对我老婆张红棉说,我要好好教书,好好写作,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子;我还要把我儿子也培养成才,我要让他上大学,活成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张红棉笑嘻嘻地问我,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是啥人?我想了想,说我也说不好,反正是比我们强十倍强百倍的人。张红棉说好,那我就等着这一天。

我儿子王叮当真是个好儿子。他白白胖胖圆头圆脑的,说起话来奶声奶气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看得人说不出有多心疼。他四五岁的时候就常常跟我往学校跑。我在讲台上教学生读书认生字,他一个人就在教室后面独自玩儿,既不喊也不叫也不闹,别提有多乖。后来,我发现我教学生的好多字他竟然都学会了,不但会念,还能像模像样地写出来呢。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对我老婆张红棉和我父亲说,咱叮当指定不是一般的娃,看着吧,他肯定会有大出息。张红棉搂着我儿子王叮当一个劲儿地在他脸上亲,我父亲则兴奋地搓着手,说那就好,那就好,都几代了,咱王家也该出一个人了呀。我父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盯着我,我知道他是在委婉地表达对我的失望了。我考上高中那一年,我父亲显得很兴奋,他说你太爷当年是举人,要不是清朝完蛋了,好歹还不弄个什么官?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别提了,念书没一个念好的。现在我儿子终于要念高中了,高中咋说也算是秀才了吧,好好上,好好上。我父亲被我考上高中的事情鼓舞着,逢人便说他儿子眼看要出息了。我父亲对我的殷殷期望终于在我屡次高考失利后破灭了,直到我后来被招进村小学当了代理教师,他才算是好歹挣回了一点脸面。他说,教书就教书吧,在过去,私塾先生也是蛮受人尊敬的。

我儿子王叮当果然没有辜负我们一家的期望,小学到初中,他一直是班里的前几名。那一年,我父亲去世前还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说叮当是个好材料,要好好培养,千万不敢耽误了。

我当然知道要好好培养我儿子,可是,谁知道培养一个孩子居然有那么难。小学那几年还好混,等到上了初中,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的钱要收,住宿费,伙食费,教辅费,补课费,多得我都叫不出来名堂了。那时候,村小学已经撤销了,我整天就窝在家里面写文章。村里好多人都到城里打工了,大多人家也都盖了新楼房,只有我和个别几户还住着老祖先留下来的砖瓦房。张红棉有几次也劝我进城去打工,她说就算是不进城,在村里想个什么能挣钱的营生也能成。她还给我举了我的文友陈英明的例子,说陈英明不也和你一样教过书,爱写作,可人家现在还不整天自行车驮着两个筐筐,走村串乡地卖菜呢。我说好,我想想,我想想。

我还没有想好,我老婆张红棉就和我吵了一架进城了。我儿子当然没能进得了县城的中学,只能继续在镇上的高中上。上了高中的王叮当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是很少在家里待,二是和我说话也少了。好不容易遇到他在家里,我就凑上去有意和他说上一阵子话。我说叮当呀,是材料在哪儿也是材料,咱不去县城上高中在镇里一样能好好学。王叮当说嗯。我又说叮当啊,你是不是心里边恨爸爸。王叮当留给我一个背影不说话。我说叮当呀,你要是恨爸爸你就说,爸爸确实不是一个好爸爸,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妈妈。王叮当这次回过了头,王叮当朝我说,烦,你烦不烦?

我儿子王叮当对我吼出这句话后我就懵了,这是他第一次以这样的口气对我说话。我愣了一会儿,想不出该说句什么话。

那一天我儿子王叮当回家时,我正拆开我们县报给我寄来的一份样报看。那上面登的是我的那篇小小说,足足占据了有小半个版。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埋头入神地看着,以至于我儿子王叮当站在我面前我都没发现。王叮当手里拿着一张纸,他好像正准备对我说什么。我说叮当呀,快来看,快来看,爸爸的小说发表了。王叮当已经把那张纸递到了我面前。我顺手就给挡回去了。我把那张报纸递到他面前,我说叮当叮当你快看,这回发的是头条,是头条呢。我不知道这句话哪里撞着了王叮当,他抢过我手里的报纸往地下狠狠一扔,说,就知道你的破文章!我当时呆住了。我呆了一会儿我的手就不知道怎么抽到王叮当的脸上了。我看见王叮当的脸上出现了几个指印子,两行眼泪正缓缓地往下流。

我说,叮当,叮当。

我儿子王叮当咬着嘴唇,眼里满含着泪水,一转身噔噔瞪地朝院门口跑去了。

你打我儿子了。张红棉说,你怎么能打我儿子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想不到我怎么能打我儿子。我对张红棉说,我后来才想起来那天正好是叮当的16岁生日。你知道叮当那天手里拿的是啥?他拿的是自己的成绩表,三门课都是一百分。我说,我后悔得恨不得把自己的手剁了去。

张红棉肯定又哭了,我感觉我的肩头湿湿的。

第二天我老婆张红棉离开的时候,顺便也拿走了一沓复印好的寻人启事,她说,咱们一块出去贴,一定能把叮当找到了。我说嗯。快要出门的时候,她又折了回来,从兜里掏出了一瓶药。她说,胃疼了就吃一粒,别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我拿着那瓶药,嘴唇动着却说不出话。

樊大姐那天买了不少的菜。我看见她一手提着一个装满菜的大塑料袋,另一只手还拎着一瓶子酒。那时候虽然是早上,但太阳已经很硬了,明晃晃火辣辣的,晒得她的脸红堂堂汗津津的。我走上去接过樊大姐手里的菜,我说大姐家里是不是来客人了?你买这多的菜,还有酒。樊大姐腾出的那只手理了理额前垂下的头发,又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说哪来什么客人,自己吃。樊大姐说这话的时候眼里闪过一道明亮的光,脸上笑盈盈的。我就不再说话,跟着樊大姐往她家里走。樊大姐打开门。我看见房间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客厅里新摆着一架旧钢琴,旁边还放着一把黄澄澄的长铜号。我说大姐你会弹琴,还会吹号?樊大姐没有回答我的话。她把我们提上来的东西放到一张桌子上,笑吟吟地朝电视机上方的照片瞥了瞥,说我哪会呀,他们会。我看见电视机上面挂着的那张三人合影似乎刚刚擦洗过,明明净净的,几个人好像笑得更甜了。我说,明白了,是大哥、侄子要回来了吧?樊大姐没说是还是不是,只是笑着对我说,中午饭你就不要再自己做了,到家里来一块吃。我说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在一块好好聚一聚。

傍晚的时候,我正在门房门口的炉子上熬稀粥,樊大姐提着一袋子东西朝门房走来。她似乎有心事,头少见地低着,步子迈得有些缓缓慢慢的。我叫了一声樊大姐。樊大姐抬起头,脸上尽管挂着笑,但眼睛却红红的。我就又叫了一声大姐,无声地看着她。樊大姐把袋子往我桌子上一放,说叫你中午到家里去吃你不去,这些东西我给你带来了。我看见袋子里放的是几个做好的凉菜和热菜,竟然还有一瓶子酒。那瓶酒正是早上樊大姐手里提着的,酒瓶还没开封。我就说大姐这使不得,酒还是留给大哥和侄子喝吧。樊大姐好像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说出口。她仰起头朝四下看了看,问我老婆张红棉在那边怎么样,这段时间有没有传来啥消息。我说她在那边好着呢,我几乎每天都会和她通会儿话,她一有空也四处贴启事呢。樊大姐说,哦,那就好,有机会让红棉也到咱这里干,这样你俩人也好有照应。接着樊大姐就站在屋檐下和我聊起了我老婆张红棉。她说,红棉是个好女人,我第一眼看见红棉就感觉她是一个好女人。青树啊,你能娶红棉这样一个好女人也是福。

樊大姐这样对我说,我就一下一下地点着头说是是是。我这样说绝对不是出于应付的客气话,而是实实在在发自内心的。二十几年前媒人领我到清水河去相亲,我在一个小院子的厦房里端坐着,心乱七八糟地直扑腾。好像是刚立春,我头发剪得短短的,上身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新上衣,风纪扣扣得严严的,下身是一条蓝裤子,裤线烫得笔直笔直的。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两只手放在大腿上,眼睛却不知道该往何处看。媒人看着我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下,说这么大一个小伙子,紧张啥?我朝媒人咧了咧嘴,说我不紧张,只是感觉有些热。媒人说热?哪儿热?我怎么感觉不到一点儿热?

和媒人说着话,我看见一张胖胖的妇人脸在门口探了一下,媒人就扔下我出去了。媒人一走,房间里就剩下了我一个人,屋子里静静的,只剩下一些挤进窗户的金黄色的阳光陪伴着我,寂静得我好像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了。我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眼睛悄悄地往门口瞧。我看见一个清清爽爽的姑娘朝门里走来了。她穿着一件淡紫色的上衣,头发黑乌乌地垂到肩膀上,衬托得一张圆脸白白的,润润的。我急忙站了起来,我说你,你,你坐。她没有坐,一双大大的黑眼睛看着我,扑哧一声笑了。她一笑我的脸就更红了,我说我是柳树村的,我的名字叫王青树。我话一出口她又笑了,笑得我心里有些虚。我说你,你,你老笑什么?她依然忍不住笑,说你看起来和别人不一样;你看你紧张得像是个小学生。她这么一说,我就也尴尬地笑了笑,说,笑话了,笑话了,让你笑话了。

接下来,我们就没话找话地聊了大半天。她告诉我她叫张红棉,上完初中就回村了。我告诉她我高中倒是念了五六年,算是把功夫都白瞎了。张红棉对我的这一说法不认同,她说瞎不了,念书多的人和没念过多少书的人终究还是不一样。我问她哪里不一样,她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听说我还爱写东西,她似乎兴趣更浓了,问我一般都写些啥。我说,诗歌、散文、小说我都在学着写,但总感觉写不好。张红棉说那没什么,写着写着就好了;就像她绣鞋垫,一开始怎么绣都看着丑,绣着绣着,还不就绣好了。我记得张红棉说这话的时候认认真真地看着我,眼睛黑亮黑亮的,说得我心里暖呼呼的。她还说她想看看我写的东西,问我能不能给她看一看。我说可以,给你看我当然很愿意。

那天我们在一起说了好多的话,我们越说越觉得可说的话越来越多了。我记得张红棉后来好像是被在门口探头的那个妇人过来叫走的。张红棉一走,媒人就到房子里来找我。媒人问我怎么样。我说什么怎么样?媒人笑着挖了我一眼,媒人说你说什么怎么样?我挠着脑袋嘿嘿就笑了,我说,好着呢,好着呢。我没意见。

我没意见张红棉家里人意见可大了。就在我在家里如坐针毡等消息的时候,媒人低头纳闷儿地到我家来了。那时候,我母亲还健在,我们一家人围上去问怎么样,怎么样?媒人先是嗨了一声,然后说,娃倒是挺愿意,关键是她妈有意见。我母亲伸长了脑袋,我母亲说她妈能有啥意见?媒人说,她妈说嫌咱青树人单薄,不魁梧,看上去软软弱弱的;主要是也没学上啥手艺,怕将来过日子……媒人话还没说完,就被我母亲打断了,我母亲说,单薄?软弱?我咋看我儿子一点儿也不单薄,明明是有意挑剔呢。我父亲也很愤愤,烟锅子从嘴里抽出来,说没手艺?没手艺还不能慢慢学?我看就是明明挑剔哩。

媒人好像很为难,支支吾吾了好一阵,终于说出了根本原因。媒人说,咋说呢,刚和咱青树见完面,别人又给介绍了个工头的儿子,听说那包工头有钱得很,不但在城里买了房,出门都开上小车了。媒人话一说完,我母亲就又说话了,我母亲说,我当是咋,原来还是嫌贫爱富么,胡埋汰我娃算啥事?我父亲长长叹了口气,说,谁叫咱不是包工头呢,不说也罢,不说也罢。

我父母叽叽呱呱地和媒人说着话,我的脑子里乱乱的,好像什么也听不见。我怎么也忘不掉张红棉的笑,忘不掉我们在一起说的话。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关了两三天。第三天晚上,我就鬼使神差地朝清水河走去了。我用五角钱买了一把水果糖,毫不费力地买通了一个小男孩,让他帮我叫出了张红棉。我和张红棉来到了村东的小树林,我问张红棉,咱们的事没希望了?张红棉仰起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张红棉说谁知道呢,你知道?我说我,我,我……。我把手里捏着的一颗石子用力地扔进河里,听见河里噗通的一声响,惊得芦苇丛中的几只水鸟噗噜噜地在夜里飞起来。张红棉说,你,你怎么?我说我,我,我不管,我就是要喜欢你。我说着,心跳就加快了,喘气的声音也粗了。我在黑夜里抱住了张红棉。她一开始浑身颤抖着推打着我,后来身子就软了,啜泣着说,王青树,你要对我好,你一定要对我好。

得知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张红棉的母亲一下子泄气了。我们结婚前,她母亲红肿着眼睛对张红棉说,你走吧,你走吧,你将来日子过不前去别来找我就成了。我说妈,你放心,我一定会让红棉过上好日子。张红棉她母亲斜了我一眼,说王青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走,走走走。张红棉她母亲说没想到,我父亲母亲和我二叔也说没想到。我二叔在我结婚的先一天晚上咂着一根烟,眼睛眯着对我父亲说,嘿嘿,没看出来,咱青树蔫儿不唧唧的,没想到还有这一手。我父亲嘿嘿地只是笑。

张红棉跟了我,我当然得想办法让她过上好日子了。可是,我整天被我的那些散文小说纠缠着,家里地里的好多事情反倒都得让张红棉去应付了。她虽然嘴上一直没说过啥,但我心里总是觉得对不起她。她离家到古都市打工后我叔父曾经委婉地提醒过我,说青树啊,这些年红棉跟你受了不少的苦,她一个人到城里会不会?……我说不会不会,她要是会她早就跟包工头的儿子了,我相信她绝不会。

我二叔说不会就好。

樊大姐和我说张红棉,我忍不住眼睛就又潮潮的了。我说大姐你说的我知道,等到找到了叮当我就好好地过日子,我不会让红棉再受苦。樊大姐笑着叹了口气,樊大姐说你看你们一家在一起好好过日子该多好,该多好。我想起了我在樊大姐家看到的照片,我说大姐你一家子也很好,大哥和侄子还都在家吧,让我去看看他们吧。樊大姐一只手挥了挥,说看啥呢,不看了,不看了。

进入秋天的时候,樊大姐终于在小区给张红棉找了一个打扫卫生的工作。我们吃住在一起,休息了就一起出去找儿子。樊大姐还帮我们联系上了一个寻找走失少年儿童的网上联盟,说这样寻找的面就更广了。樊大姐一个劲儿地给我们打气鼓劲,我的心里却越来越急了。事实上,一直对我看不上眼的张红棉的母亲对我儿子王叮当也很上心。自从知道我儿子王叮当出走后,她就三天两头给张红棉打电话,询问寻找的结果怎么样。并说一定要快找到;如果出现了啥意外,那她肯定饶不了我们两口子。我二叔也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询问完寻找的结果,就给我说家里的事,比如说地里的玉米生虫子了得打打药;说圈里的壳郎子猪也不知道啥原因,最近好像没胃口;又说我的屋顶得修一修了,最近连着下了一两场雨,已经漏得不行了,再这样下去恐怕不久就要塌了。我说二叔我现在顾不上,我现在得一心找儿子,我儿子都快两个多月没音信了。我二叔在电话里就叹气,叹得一声连着一声的。

那么多寻人启事贴出去后,我的手机断断续续地总能接到一些电话,这些电话有的是求证我儿子王叮当特征的,有的是告诉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的,还有一些是表达同情打电话专门安慰的。另外一些电话就有些莫名其妙了,比如有向我推销保险的,问我买不买商品房的。最奇怪的是有一次电话刚一接通,对方就迫不及待地叫我爸,说爸,我身上的钱花完了,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赶快给我打钱来。我一听叫我爸心头就一紧,我说孩子你跑哪去了,你不知道爸爸找你找得有多苦。我一说话对方就打住了,他好像是愣了愣,嘟囔了一句,咦,打错了,然后就把手机挂掉了。

这一天下午,我刚帮着张红棉把院子里的垃圾清理完,我的手机就响了。那时候,我正蹲在门口的水盆前洗着手,手机在我的兜里一声连一声地叫。张红棉说电话,快接电话。我两只手湿漉漉的,我说你把毛巾递给我擦擦手。张红棉顾不上替我拿毛巾,她直接从我兜里掏出手机就接通了。我听见她说喂,对对对,我们是在找孩子。嗯,16岁,个子大约一米七,有些瘦。我看见张红棉把手机在耳朵上贴得紧紧的,脸红红的,胸脯一起一伏的。她说,啥衣服?我问一问。接着张红棉就把手机从耳朵上拿开来,问我叮当离家的时候穿的是啥衣服。我眼睛紧紧地盯着张红棉,说穿的是一件白颜色的T恤,黑裤子,对了,脚上是一双紫红色的运动鞋。张红棉把电话又贴到脸上,说,一件白颜色的T恤,黑裤子,脚上穿的是一双紫红色的球鞋。然后,我看见张红棉的脸色一下子变白了,她啊了一声,声音里就有了哭腔。

她说,好,好,我们这就去,这就去。

紧接着,张红棉把手机往我手里一递,扭转身就朝门外走。我在后面追着张红棉,我说,红棉,到底是咋回事,你急急忙忙地到哪儿去?张红棉好像已经呜呜地哭出了声,她说派出所,西五路派出所。张红棉一说派出所,我猜想肯定是王叮当在那里。我就提溜着一双湿手往出撵。在门口碰见了张成,张成问我你两口子日急慌忙地干啥呀。我说派出所,你帮我在门房盯一下。张成显然对我急急火火地去派出所有些不理解,我看见他朝我扭着头,嘴里嘟囔着,说派出所,啥事情要去派出所?

我追上了张红棉,我们挤上了一辆公交车朝西五路派出所走。一路上张红棉不说话,眼里汩汩地流着泪。我看见她头发乱乱的,上面似乎还粘着一丝细小的干草叶。我心里酸酸的,我说红棉到底咋了,你倒是说句话。张红棉眼里的泪水更多了,她说叮当,叮当……。然后,后面的话就说不出口了。叮当在派出所?我说,叮当怎么会在派出所?张红棉没有回答我的话,只顾一个人流着泪,引得好多人朝我们这边好奇地看。我说,没事,只要叮当在派出所就没事。我这样对张红棉说,因为我知道我儿子王叮当是个乖孩子,他又不会干什么犯法的事。再说了,就算是干了犯法的事,我们也总算是找到他了呀。这样想着,我就一遍一遍地安慰张红棉。张红棉好像是被我说得有些烦,她泪流满面地瞪着我,说王青树,你就不能闭上嘴?

我们急匆匆地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天色已经变黑了。我看见有一间办公室亮着灯,一个瘦高个子的年轻民警正在里面来来回回地踱着步。看见我们走进来,民警抬起头问谁是王青树。我说我,我就是王青树。民警把我和张红棉看了一会儿,说你们跟我来。张红棉拉住了民警的胳膊,张红棉哭着说叮当,叮当在哪?民警上了一辆警车,又朝我和张红棉摆了摆手,说上车,到了就都知道了。我和张红棉疑疑惑惑地坐到后座上,民警一打火,汽车就呜呜发动起来了。出了派出所的院子,警车又在大街上七拐八拐地绕了几个弯,然后就在一家医院的院子里停下了。民警说,到了,走吧。

民警在前面走,我和张红棉在后面跟着。张红棉一直哭哭啼啼的,步子都迈得有些不稳了。我在一边扶着她,也感觉心里边慌慌的,两条腿软绵绵地用不上劲。我们走到门诊楼后面的一座小楼后,民警和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医生说了一句啥,女医生就把一间房子的门打开了。起初,房子里的灯是关着的,黑乎乎的啥也看不清。女医生啪嗒一下摁亮了灯,我看见房子里空荡荡的,正中间放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上面盖着一张白岑岑的白被单。

警察说,尸体是在郊区一个废弃的旧厂房里发现的,身上中了三刀,看现场应该是斗殴造成的。警察一说完,张红棉先哭出声了。张红棉一边哭一边扑到床跟前,手抓着被单放声地嚎。张红棉一哭,我好像是被吓住了,一时间脑子里空荡荡的,好像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站在门口身子摇晃着,眼前白茫茫,雾蒙蒙的。后来我喊了一声叮当,然后,我的哭声就像是卡在喉咙里的一只兽,嗷嗷地叫着跑出来了。我声嘶力竭地哭喊着跑到床的一侧,手塞进被单攥着那只冰凉的手哭得嗓子里都没有了声。

也不知道哭了有多久,民警才声音低沉地说话了。民警说也别太伤心了,抓紧时间再见上一面吧。然后,那个女医生就走到了床边,手捏着床单揭起来。民警说看看吧,看看吧。我泪眼婆娑地抬起头,我一抬头我的哭声就在喉咙里卡住了。我的哭声一卡住,张红棉的哭声就显得更大,更凄厉。我把自己的眼睛揉了揉,我说红棉,别哭了,别哭了。张红棉还在埋头痛哭着,声音似乎比刚才更大更悲伤。我说,别哭了,红棉,这个人不是咱叮当。

痛哭中的张红棉显然被我这句话给惊住了。我看见她泪流满面地抬起头朝揭开的被单下看了看,然后,一屁股瘫倒在地上就再也哭不出声了。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小区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樊大姐、张成和郝小毛他们也都赶来了,一个个神情严肃地看着我们,想从我们的脸上看出些啥。我朝他们点了点头,接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学说了一遍。我磕磕绊绊地一说完,樊大姐脸上的阴云才散开了,说你看这事弄的,好在是虚惊一场。张成和郝小毛脸上的冰层也解冻了,说那就好,再找找,接着找,那么大一个大活人,肯定能够找得着。张红棉好像还沉浸在刚才的惊吓中没缓过来,目光呆呆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说不出话。我说,谢谢大姐,谢谢张成和小毛,让你们操心了。然后,我就对樊大姐说出了我的想法,我说城南这一块几乎都要找遍了,我和红棉在路上商量了,我们准备再到城西去找一找。樊大姐听出了我和张红棉准备离开的意思,就看了张红棉一眼,说也成,现在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总比一个人胡闯荡能好些。是这,你们什么时候想走了随时说。

我是在一周后去找樊大姐提出正式离开的。我到物业办那间小办公室去看了好几次,一直没见到樊大姐。我问张成,张成说不知道,樊大姐一早上就出去了,也没说是啥时候能回来。我悻悻地回到门卫室,我对已经在收拾东西的张红棉说,樊大姐不在办公室。张红棉说那你没打樊大姐的电话?我说,我没打,我觉得还是当面说要好些。张红棉说也是的,樊大姐人这样好,要离开还真是有些舍不得。说着,就把一个小布包递给我,说到时候把这个送给大姐。我说嗯。

张红棉给我的布包里包着的是她手纳的鞋垫,花花绿绿的有好几双。我老婆张红棉纳鞋垫在我们柳树村是出名的,我们刚结婚那阵儿,一群一群的大姑娘小媳妇一拨一拨地往我家跑,为的就是看看张红棉的鞋垫是咋纳的,里边都有些啥门道。而我呢,不论在什么地方一脱鞋,鞋壳里漂亮的鞋垫也总是能引来一声又一声的赞美。那时候,我嘴上虽然不说话,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除了家里家外地忙活,张红棉唯一的爱好好像就是纳鞋垫,只要一空就拿来一块布片裁啊裁,画啊画,那神态看起来和我在桌子上埋头写东西时差不多。

那一天傍晚吃过饭,张红棉又拿出了半成品的鞋垫在那儿纳,恰恰被走过来的樊大姐给看见了。樊大姐把眼镜往鼻子上推了推,蹲下身伸着头往张红棉手里瞧。张红棉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停了手就招呼樊大姐坐。樊大姐顺手接过了张红棉手里的鞋垫,凑到眼睛底下认真地看。张红棉那天纳的鞋垫是鸳鸯戏水图,一对白生生的鸳鸯游动在清凌凌的湖水里,旁边绿油油的荷叶间还飞着一只红蜻蜓。樊大姐看着看着,嘴里就发出啧啧的响,说多好呀,多好呀,妹子你的手咋这么巧?张红棉撩了撩额前的头发淡淡一笑,说大姐喜欢,我就给您纳几双吧。樊大姐手抚着鞋垫笑眯眯地说,手真是巧,巧得不得了啊。

张红棉答应给樊大姐纳鞋垫,有空了就真的一双一双纳起来。她好像纳了有七八双,有男的有女的,准备在离开的时候送给樊大姐。

我和张红棉正在屋子里说着话,樊大姐推开门就走进来了。樊大姐好像是走路走得有些急,我看见她手里拿着几张纸,头发被风吹得乱乱的,脸上湿乎乎地冒着一些汗。樊大姐朝屋子里扫了一遍,目光就落在了我身上。樊大姐说,我听张成说你找我了?我说我是找你了,我找你想……。我话没说完就被张红棉给打断了,张红棉说,没啥事,没啥事,大姐你先坐。樊大姐没有坐,眼睛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又看看张红棉。我说我找你也没啥事情,我路过办公室,我看见你没在。樊大姐抖了抖手里的那沓纸,说我早上到社区办开会去了,社区办布置任务了。张红棉问是啥任务。樊大姐说市上创卫生城市要验收,安排各小区从现在起要大搞卫生,绝对不许拖后腿。张红棉说哦,是这事,这可不是小事情。樊大姐说那可不是,会上每个人都是要表态的。接着,樊大姐就对张红棉说,妹子,这下可得辛苦你了,我给咱再雇几个临时工,咱彻彻底底把小区卫生搞一搞。张红棉说嗯,一定。说完樊大姐就急急火火地要往出走,说得给各家各户也都通知下,绝不能一个老鼠害了一锅汤。走到门口的时候,樊大姐又折回身。樊大姐对我说,青树啊,今天在会上听说这一带最近不太平,有一伙盗窃分子很猖狂,昨晚把咱邻居那个小区的一家子偷光了,你可得给咱多操心啊。我说嗯,我会多操心的,大姐你放心。

樊大姐一走,我就问张红棉为啥不让我给樊大姐说实话。张红棉说你还问为啥,你不看樊大姐风风火火的,一看就是有事情,咱好意思现在提出要离开?我说哦,我就说呢,你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

樊大姐说最近这一带不太平,没想到只隔了不到三天就出事了。

那一天张红棉和几个临时工在小区里忙活了一整天,晚上头一挨着枕头就睡着了。我的胃疼病那天不知道怎么又犯了,肚子里像是灌了辣椒水,一阵一阵地翻绞着疼。我平躺着用一个灌满热水的瓶子在胸口暖着,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张红棉肯定是累了,我听见她少有地打起了鼾,有一阵子还叫着叮当的名字嘻嘻地笑。我侧过头看着张红棉,她原本圆润的下巴变尖了,原来白白净净的脸也变黄了,变黑了,鼻子周围还长出了几颗稀稀疏疏的雀斑。我看着灯光下的张红棉,鼻子忍不住就酸酸的,一晚上怎么也合不上眼。

后来,我就慢慢迷糊了。我好像回到了柳树村,看见了张红棉家屋顶上冒出的炊烟,看见张红棉挽着一个竹篮,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那么长;后来,我又看见了我和张红棉约会的那个小树林,看见风吹着杨树叶子哗哗地响着,张红棉在树林中扬着手对我笑。之后,我好像又来到了我教过书的柳树村小学校,看见张红棉把我儿子王叮当送到校门口,他背着个小书包一蹦一跳地朝我跑。接着,我就看见我家那座灰土土的老屋了,看见张红棉在屋门口站着,突然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房子摇摇晃晃的,好像是要塌了,我喊着红棉,红棉,声音却憋在我的腹腔里怎么也出不来。我朝张红棉身边跑,我的步子却死活迈不动。我一急就醒了。我听见有人在喊,快来人,抓贼呀,抓贼呀。起初,我以为我还在梦中,后来,那喊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我才知道是真的出事了。我慌忙往身上披了一件衣服,推开门抄起一根拖把棍就往院子里跑。

喊声是从樊大姐住的那栋楼里传来的。我看见几个黑影从门洞里跑出来,有几个黑影在后边喊着追。我也加入了追赶的人群,情急中把一只鞋都跑掉了。被追赶的有四个人,其中有三个朝小区北面的围墙处跑,另一个稍微矮小些的朝大门口跑。我就去追那个朝大门口跑的。我之所以选择追他不光是因为他矮小,我有把握能对付,还因为那三个已经有好几个人在追了。我一边追一边在后面喊,我说看你能往哪儿跑,你跑不了。我一喊他好像迟疑了一下,紧接着就更疯狂地朝门口跑。大门已经被我锁死了,他到大门口摇了摇门又无头苍蝇似的朝回返。那时候,我已距离他很近了,失去了目标的他看见了我敞开着的门房,一头就钻进房子了。他一进房子我就害怕了。我想起了还在里边睡觉的张红棉,我担心他会伤害她。我很快地冲进了门房,举着棍子对他喊,我说看你还往哪儿跑,乖乖地站着不许动!他那时已经被我追到了墙角,蹲下身背对着我,身子不住地发着抖。张红棉早已被吵醒了,她跳下床吃惊地看着墙角,说你别动,你别动。

听见门房这边有动静,又有几个人赶来了。两个小伙咋咋呼呼的,挽着袖子要到墙角去抓住他。我看见他猛一转身一下子抱住了张红棉的一条腿。他说,妈,妈,妈。

张红棉呆了。我高举着拖把棍也呆住了。赶来的几个人面面相觑,一时间也都没了声。我手里的拖把棍咣当一声掉到了地上。我扑过去抱住了他。我喊叫着,我说叮当,叮当,我的儿子王叮当。

另外三个人也都被抓住了。小区里一下子闹闹哄哄的。后来,我看见先是来了一辆120,我看见几个人抬着一个人从楼上走下来。警车随后也到了。几个警察掏出手铐熟练地给几个人戴。轮到我儿子王叮当的时候,他哭嚎着身子不住地抖。张红棉也哭得死去活来的,她一声声地叫着叮当,叮当。我的眼泪也刷刷的,我一会说警察呀,他还只是个娃,是个小娃娃。我一会又对我儿子王叮当说,叮当呀叮当,你不怕,你不怕。

我和我老婆张红棉瘫坐在地上嚎哭着,天色已经大亮了,不少人用冷冰冰的眼睛朝我们看。我抹着眼泪,看见张成急匆匆地从小区门口走进来。张成头上冒着汗,一双大脚板在地上踩出咚咚的响。看见我和张红棉,张成瞪圆眼睛朝我们瞅了一眼,说,哭哭哭,就知道哭,樊大姐现在医院等着手术呢。我和张红棉的哭声立马止住了。我拉起了我老婆张红棉,对着张成的背影说,刚才120拉走的是樊大姐?张成已经走到了物业办公室门口,他扭转头嘴里蹦出了一句,你以为是谁?然后就风风火火地走进去了。我和张红棉对视着,又哇哇地哭了。张红棉说造孽啊,造孽啊,怎么会伤了樊大姐。然后,她的嘴巴就好像是停不住了,一边哭,一边反复地念叨着这句话。这时候,我看见张成手里拿了一个包,急匆匆地又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我说张成,樊大姐在哪家医院,你带我们去看樊大姐。张成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拧身就往大门口走。我和张红棉跟在他身后,我对张红棉说,走快,走快,你走快些。

我和张红棉跟着张成跌跌撞撞地赶到医院七楼的楼道时,我看见一个男医生站在手术室门口,手拿着一个本子正在焦急地和郝小毛说着啥。郝小毛似乎更着急,一边和医生说着话,一边扭转头眼睛一下一下地往四处看。他显然看见了我们,就朝我们招着手,说快,赶快。我们跑到跟前,医生朝我们几个人看了一眼,说情况并不乐观,刀子捅到了左胸下,差几厘米就伤到心脏了;失血多,体内可能还有淤血,需要马上手术。张红棉声音有些抖,张红棉说,那就赶快手术吧,还等啥?医生说,这个手术有风险,得有家属签字才能成。你们谁是家属?我们几个人大眼瞪小眼,一时间就都说不出话了。医生说,抓紧时间,耽误越久风险越大。我听见郝小毛嗨了一声,我看见张成像是掏空了粮食的布袋子,慢悠悠地蹲了下去。张成有气无力地说,在哪找她的亲属,我在这个小区十几年了,什么时候见过她有亲属。我说有,前一段她老公和儿子还回来过。张成瞥了我一眼,张成说你看见了?我说,我,我,我……。

张红棉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子气力,呼地往前挤了挤,差点就把我挤倒了。张红棉说,没听见医生说急着呢,没人签我来签。医生看了看张红棉,又朝张成和郝小毛看了看,张成和郝小毛都不说话。医生说,那好吧,你来签。

手术进行的过程中,我和张成郝小毛张红棉坐在走廊的凳子上,都眼巴巴地朝手术室门口看。张成显然坐不住,一会儿站起来走几步,一会儿又抻着脖子朝手术室望一眼。手术室的门当然是关着的,什么也看不到。张成就焦躁地搓手掌,嘟囔说,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该咋好?我想劝张成两句,我说张成你别着急,樊大姐一定会没事的。我一说话,张成的眼睛就对准了我,张成说,老王你说我该咋说你呢,你怎么能养那么个儿?我吭吭哧哧地正想着该怎么说,张红棉在一边就插话了。张红棉抹着眼泪,声音听起来潮乎乎的。张红棉说,我儿子不会干那样的事,张成你不要说我儿子。张成眼睛就瞪圆了,张成说,怎么是我说?事情还不是明摆着的,不是你儿子警察抓你儿子干什么?张红棉一着急好像想不起别的话,只是重复着说,我儿子不会干那样的事,张成你不要说我儿子。郝小毛见两个人争得没个完,就说你们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行不行?这时候,一个医生走了过来。医生说,病房里正在手术你们不知道?要吵到外边吵去,别在这里乱讲话。医生一说话,我们几个互相看了看,就都低下头沉默了。

做完手术的樊大姐醒过来已经是当天下午了。张成、郝小毛还有我和张红棉都围上去,我们都叫着大姐,大姐,询问她感觉怎么样。樊大姐的身体覆盖在雪白的被单下,露在外面的一张脸黄黄白白的,眼睛只睁开了一条缝。张红棉抓着樊大姐的手,张红棉说大姐,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们,都怪我们。樊大姐眼珠在眼窝里缓缓地转了转,脸上竟然有了一丝笑意。樊大姐说,送来医院时我听张成说过了。没什么,没什么,找到了孩子比什么都好。樊大姐一说完,我和张红棉的眼泪就都出来了,我说大姐,真没想到会这样,我们实在是对不起你。樊大姐脑袋在枕头上摇了摇,说,孩子毕竟是孩子,谁家没孩子,谁家孩子不会干荒唐事?找到了就好,找到了就好。我和张红棉已经不知道说什么,我们只是围在樊大姐的身边一个劲儿地抹眼泪。我们抹眼泪的时候,樊大姐好像也哭了,我看见她头偏到一边,眼泪一滴一滴地滴到枕头上。

好了,好了,都别哭天抹泪的了。我听见张成说,大姐你想吃些啥,我和小毛去给你买。樊大姐摇了摇头,说不饿,不想吃,你们都回去吧,这里有医生和护士,待在这也没有用。张红棉说那咋成,你伤成这样,身边怎么能没有人?樊大姐一只手艰难地摆了摆,说真的没有事,你们都回吧,回。张成、郝小毛、我和张红棉就互相看了看,不知道到底该咋办。还是张成有主见,他说行,那我们先回,你慢慢养,别着急,有什么事随时让护士打电话。樊大姐轻轻地点了点头。

回去的路上我还是有些不放心樊大姐,我说咱们是不是得想法告诉樊大姐的亲属。张成瞪了瞪我,张成说在哪找?要找的话送医院的那个时候就找了。我说前一段我真的听说樊大姐的老公和儿子回来过。张成冲我摇了摇头,张成说不可能。我说,真的,樊大姐那天买了不少的菜,樊大姐那天还买酒了。张成的头摇得更厉害了,张成说,我到这个小区来十几年了,我从来都没见过樊大姐的家人。张成说完这句话就叹了口气,张成说,嗨,刚来这小区那几年,听说樊大姐和老公闹离婚,他儿子逃学泡网吧,后来不知怎么就失踪了。有的说犯了案子坐牢了,有的说有一次打群架出事了。说到这儿,张成看了看郝小毛,说小毛你没听说过?郝小毛看了看张成,说我来这里没几年,大姐又从来没提过,谁知道是咋回事呢。

我说不可能,樊大姐还给我她老公和儿子的衣服来;我手机也是樊大姐她儿子用过的。这事怎么可能呢?我对张红棉说,这事绝对不可能,不可能。我后来反反复复地念叨着这句话,张成和郝小毛都不说话了,张红棉也不说话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嘟嘟囔囔的,像是对别人说,更像是自己对自己说。夜色已经很浓了。我听见周围吵吵嚷嚷的,眼前人挨着人,车挨着车,楼连着楼,路接着路,一盏盏霓虹灯闪闪烁烁,红的绿的蓝的黄的,亮成一片,晃成一片,让人不知道在哪里,要去哪里,又能到哪里。

我儿子王叮当的案子开庭前我岳母我叔父都先后打来电话了。我岳母接通电话听到是我的声音,就只冷冰冰说了一句,叫红棉接。我岳母不想和我多说话,她多少年都不愿和我多说话。我把电话递给张红棉,我看见张红棉把电话捂在耳朵上,一边嗯嗯嗯着,两股眼泪静静地流。我问张红棉说的啥,张红棉抹着眼泪没理我。

我叔父打电话还是大嗓门。他先问我叮当的事情怎么样,问我能不能托关系求求人,争取能够少判些。接着,他就告诉我我圈里的壳郎子猪不知道咋回事,一天比一天的难伺候,草不吃,料不吃,让兽医歪脖子看了几次都不管用,眼看就瘦成了一把干骨头。然后,他又说我的房子漏得越来越厉害了,原来还只是筛子那么大一坨子漏,现在眼看都要比一张席子还要大了,要是再不赶快修,说不定三五年就废了。他还说到我院子里的草,说也不知道咋搞的,你院子里的草比你地里的庄稼还要长得好,铲掉一茬长出一茬,密密麻麻,眼看就要长到齐腰高了。完了他就叹息,说青树啊,你得想办法快回来,你不回来谁知道你这个家会变成啥样子。我叔父一说完我就呆住了,急得我二叔在电话的那一头一个劲儿地喊,青树,青树,你听着没,听着没。我说我听着呢,我听到了。我说,二叔,我回不去,不回了。王叮当是我儿,我得陪着我儿子,我要陪着我儿子。我二叔可能没听懂我的意思,我听见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接着就是他一声一声的叹息。

我真的准备不回去了。我已经和张红棉商量好了,王叮当到了哪,我们就跟着去哪儿。我们要等到他出来,然后再想办法送他去上学。张红棉听我说出这个主意的时候点了点头,接着,她就疑惑地看着我,说那你准备做什么?我说做什么?别人能做的我都能做,我做什么都可以。实在不行了,我就和陈英明一样弄一辆车子贩菜卖。张红棉当顿了顿,我看见她看我的眼光软绵绵的。她好像又要哭了,眼睛里亮晶晶,湿漉漉的。

案子开庭的那天是深秋的一个周末。樊大姐来了,张成和郝小毛也来了。樊大姐挨着张红棉,张成和郝小毛围着我,我们都伸长脑袋竖着耳朵朝审判席上看。我听见法官说了一声全场起立,我看见大家都站了起来。张红棉往起站的时候身子有些不太稳,我看见樊大姐扶住了她,我听见樊大姐小声对她说,站稳了,不害怕。

我眼睛当时花了下,脑子突然也好像闪过了道光,然后,我感觉这场景我好像什么时候经历过,真的,法官,樊大姐,张成,郝小毛,张红棉,他们当时的表情好像就是现在这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