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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选择与定位

日期:2019-09-10 14:34

作家的选择与定位

史飞翔

我是1994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的,到今年已整整25年了。25年来我先后出版了17本书,总字数超过300万字。这17本书有散文集,也有研究专著。回顾我的“25年文学,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从文学到学问。

记得刚出道那会,我走的也是纯文学的路子,清一色的传统意义上的散文。但是不久,大约是在我的第2本散文集《红尘心语》出版之后,我开始思考一连串问题:难道我一辈子就写这种小散文?我怎样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我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那段时间甚是苦闷。所有的艺术家天生都是焦虑型人物。我尤其如此。

后来,我无意中看到作家韩石山的一个演讲《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韩先生说,他自己是小说写不动了写散文,散文写不动了写评论,评论写不动了做演讲,步步为退。他说,一个作家的一生应该是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修志。韩先生这句话像闪电划过黑暗的夜空一样,一下子将我惊醒。我茅塞顿开,如醍醐灌顶。从那时起,我明白,我应该向学问靠近,而不仅仅是当一个散文作家。十多年后,我和韩先生相聚古城长安,坐在一起说起这段往事。他说,你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你现在的路子也是对的。韩先生建议我研究胡适。

此后,我的阅读和写作兴趣便逐渐从文学转向学问。我开始大量购买并阅读学术类书籍。传统文化、历史古籍、藏书、思想史、学术史、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学人随笔,还包括佛学、性学等各种闲杂书。25年来,我不断地买书、读书。满屋子都是书。光是读书笔记就记了几十大本。加上平时的剪报、资料等,整整装了一铁皮柜子。功夫虽然下了不少,但由于天资不足,一无家学,二无师承,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的学术训练;更要命之处,我在学问上一直是用情不专,见异思迁,一会是新儒家,一会是近代学术史,一会是隐士,一会是藏书,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结果到头来一无所成。

回顾我的“25年文学,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散文写作阶段,时间是1994-2008年,出版了《为灵魂寻找镜子》《红尘心语》《读书与冥想》等散文集。第二阶段是文化散文写作及人物研究阶段,时间是2008-2012年,出版了《学问与生命》《学问与气象》《历史的面孔》《有一种沉默叫惊醒》等散文随笔集。第三阶段是文化研究阶段,时间从2012年开始至今。这一阶段我主要从事以秦岭终南山为载体的终南文化、陕西地域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了《终南隐士》《终南守望》《关学与陕西书院》《关中地域与关中人物》《陕西历史人文旅游》等专著。最近两年,我一直坚持文化散文写作和文史研究,紧紧围绕民国知识分子、终南文化、文学与心理学等几个专题,深入挖掘,潜心研读,先后出版了《追影:真名士自风流》《民国大先生》等。最近,我刚写完一本新书《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与文学》,目的是提醒大家思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泛文学时代下的阅读与写作。

古人言:人贵自知,各安其命。我深知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我生性散淡、懒惰,不喜拘束,打心里讨厌学术的那些条条框框。但我又不甘心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散文作家。我的理想是做学者型的作家或者作家型的学者。其实五四时期的那批作家,像鲁迅、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等,都是如此,他们将作家与学者两种身份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只是后来才发生了改变。我想重拾这种先前的风气。我的想法是尽可能地在散文创作中融入学问的色彩。我不知道这条路能否行得通,但一直是这样做的。

最早对我将学问引入散文创作这种写法给予关注的是李星先生。李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他一生阅人无数,炼就了一副火眼金睛。他说,我的散文创作走的是知识型散文写作的路子,是文化散文的写作路子,是学理性散文。他在肯定我大方向正确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我学养的不足、理论的欠缺以及人生感悟的某些幼稚。他告诫我要多读书,读那些真正有思想性的书籍。2008年前后,我忽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阅读中我有一个深刻体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最深、最透彻、最到位的居然是民国时期的一批学人,特别是号称当代新儒家的那些人,像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包括后来的余英时、杜维明等人。于是我找来这些人的传记、文集,将阅读重点放在他们的生平经历、精神风貌以及立身行事的特立独行等方面,而不大去纠缠他们体大思精的学术体系。我知道以自己目前的知识储备,还啃不动他们那深奥的学术思想。但即便是这样生吞活剥,收获还是很大的。20109月,著名文史学者、国学大家刘梦溪先生来西安讲学,我同刘先生谈起自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看法,刘先生连说我学问好。我哪有什么学问?只不过多读了一点书而已。

很多人认为我产量高,出手快,经常发表文章,出版新书,他们哪里知道我背后的付出与辛酸。坦率地讲,这25年来,我过得很苦,没有一日不在读书。曾经因为读书太累,我身体透支,以至于上厕所时晕倒。25年来,我身边的朋友一个个或升官或发财或运走桃花,唯独我书生傻气,皱纹辐射眼角,忧郁凝结眉梢。长期的超负荷运作,使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夜里经常失眠。四十岁刚过,我就开始脱发,头顶上的头发日益稀疏。文学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每一个作家都是受伤的医者,痛并快乐着。文学艺术能安抚和拯救世界,而唯独不能拯救作家自己。

回顾25年来的写作道路,有两点体会和大家分享:首先,要在理念层面思考那些影响和制约我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问题,比如,为什么写作、作家与时代的关系等。有时候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其次,要思考作家的自我选择与定位问题。有道是,一切作品皆自传。一个作家所能写的,也正是他的生活所能提供的、允许他写的。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作家应该写他自己最擅长的东西,而不是生搬硬套。所有作家都面临着一个自我选择与定位的问题。对于作家来说,写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走什么样的写作路子,完全是因人而异,是和这个人的先天禀赋、人生阅历、知识结构、阅读喜好等休戚相关的,是性分所至。但不管怎样,最终都要形成鲜明的个人特色,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

人少年时比才气,中年时比学问,老年时比人格。文学艺术拼到最后,拼的都是人格。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待人接物,洒扫进退皆是文章。文道即人道。文学是一辈子的事,要耐得住寂寞。喧哗与炒作短时期内可能有效,但放到历史的长河中,终将是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