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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佛游记》中的“狂欢化”书写(外一篇)

日期:2019-09-10 14:27

《格列佛游记》中的狂欢化书写(外一篇)

《格列佛游记》是乔纳森·斯威夫特著名的讽刺作品之一,该作品中,叙述人里梅尔·格列佛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在利立浦特、布罗卜丁奈格、飞岛国、彗骃国等国的奇闻异事。斯威夫特通过狂欢化的书写,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和残酷暴戾。本文通过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解读《格列佛游记》的另一种可能。

巴赫金认为,狂欢式在文学中的表现即为狂欢化。在整个欧洲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 使分离的东西聚合。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让格列佛船长游历了四个国家,在大人国时,每逢星期三,国王、王后和亲王、公主们,照理在国王的内宫里会餐。我这时也成了国王的大宠臣了,因此这时候我的小桌椅总放在国王左手边的一个盐瓶跟前。这位君王欢喜和我谈话,问我一些关于欧洲的风俗、宗教、法律、政府和学术的情形,我就尽我所知详细地向他说明。他头脑清晰,判断也很精确,所以他对我所谈的一切话都发表了很聪明的感想和意见。本来是宠物玩偶的格列佛船长在这样的狂欢化的场景中,可以畅所欲言,与国王、王后亲切地交换想法和观点,没有距离感,没有等级感。斯威夫特通过对这样一个狂欢化场景的描绘,使读者深刻感受到了格列佛船长在大人国王宫里受到的欢迎,更重要的是与其他人的平等关系。狂欢式的书写消弭了阶级的隔阂,打破了固有的界限,形成了一个隐含的平等的狂欢广场。格列佛和国王、王后呈现出一种乌托邦式的人际关系,格列佛与王后、贵妇的娱乐活动也构成了一个狂欢化的广场表演。

在《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用幽默戏谑辛辣的口吻勾勒出许多成对的形象,巴赫金指出: “对于狂欢式的思维来说,非常典型的是成对的形象,就是相互对立(高与低、粗与细等等),或是相近貌似(同貌或孪生)。《格列佛游记》中的主人公格列佛在作品中明显具有对立的双面性。格列佛本是一个现实世界里的正常人,但在小人国利立浦特,他是一个巨人,那里的人们称他为巨人山;在大人国布罗丁奈,他是一个小人,比那里最小的侏儒还小很多倍。在慧骃国,本来是现实世界中充当人们坐骑的马是统治者,人类则是下等耶胡。斯威夫特还构建了书中几对矛盾冲突,造成滑稽的戏剧讽刺效果。在《小人国》卷中,小人国的政党分为两派,认为应该穿高跟鞋的是一个党派,该党派认为穿高跟鞋是对古时候礼仪的传承,而当下得势的是低跟党派,目前君主提拔的绝大多数朝臣就是低跟派,而储君则一跟高一跟低,走路不得不一瘸一拐。认为吃鸡蛋应该先打破大头一端,并不惜把坚持从小头一端吃鸡蛋的人赶尽杀绝,迫使之不得不逃亡到海峡对岸的另一个国家,大小头的区别暗指天主教和新教。

还有作者对人性追求长生不老的讽刺。格列佛在第三次航海中遇到的一群长生不死之人斯特鲁布鲁格,但他们和正常人一样,依然会老,器官衰竭,身体废弛,食不知味,性功能减退,记忆力衰退。法律规定八十岁以后子孙就可以占有其财产,于是他们性情顽固,暴躁,爱唠叨,嫉妒,贪婪,妄想,充满了负面情绪。格列佛也感叹道:他们是自己生平见到的最伤心之人。这种对严肃政治的戏谑书写是文学上的一种解构,在作者笔下,一切严肃、庄严的东西变得如此儿戏可笑,也体现了作者对当时英国朝局内托利党和辉格党之争、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矛盾的讽刺。

巴赫金认为:狂欢式所有形象是合二为一的,它们身上结合了嬗变和危机两个极端:诞生与死亡(妊娠死亡的形象)、祝福与诅咒(狂欢节上祝福性的诅咒语,其中同时包含有对死亡和新生的祝愿)、夸奖与责骂、青年与老年、上与下、当面与背面、愚蠢与聪明。也就是说,狂欢化活动具有脱冕与加冕、肯定与否定、赞美与贬低的双重性。格列佛船长在小人国中受到了国王和王后的尊重和爱戴,并被授予最高荣誉,被封为那达克,这就是在给格列佛加冕。随后因为他用尿灭了大火,但是也使整个皇宫毁于一旦,王后十分生气,剥夺了他的最高荣誉,这就是他的脱冕。

可见,格列佛船长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狂欢式人物。

格列佛的加冕和脱冕在巨人国也有具体表现。他初到大人国时,被当作宠物和玩具,一举一动都模仿人的动作,似乎还会说它自己的语言,并且已经学会了几句话。后来还被救了他的农民拿到各地去卖艺赚钱。人类作为声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高级生物,却被降格为被动物玩弄的对象。在这里,格列佛船长又一次脱冕。然而,后来他得到国王的赏识,得以在王宫生活,并且常常与国王、王后一起共进晚宴,谈天说地。再次获得加冕。

《格列佛游记》同样拥有狂欢式写作语言。在巴赫金看来,狂欢式世界还具有粗鄙的特征,即狂欢式的冒渎不敬,一整套降低格调、转向平实的做法,与世上和人体生殖能力相关联的不洁秽语,对神圣文字和箴言的模仿讥讽等等。女性的身体是美的创造物,但巨人国侍从女官的身体让格列佛感到恐怖、厌恶。她们的皮肤粗糙不平,到处都是一颗颗像切面包用的垫板一样大小的黑痣,头发比包裹的绳子还粗。她们的乳头巨大,格列佛可以横跨在她们的乳房上,玩耍嬉戏。女性的美丽本是高洁的审美对象,但在这里变得如此肮脏、丑陋,这是美的降格。在小人国,格列佛用一泡尿浇灭了王宫的大火,也引来了王后的不满。这种对排泄物肉欲的书写具有狂欢化文学的典型特征。狂欢化使语言更加自由不羁,语言的表现力也更为丰富,能够坦率地表现其内在的思想,夸大语言的自由度。斯威夫特滥用排泄和屎尿之类的词语,是解放语言,更好释放出语言艺术能量的体现。

《格列佛游记》中的狂欢化广场、对立形象的矛盾、脱冕与加冕的结构、粗鄙的语言风格和慧骃国暗含的乌托邦理想,使整个作品表现出强烈的狂欢化的氛围。斯威夫特通过狂欢式的描写,深刻讽刺和抨击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他对爱尔兰人们的同情和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向往。同时,这种狂欢化更体现了斯威夫特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乌托邦式理想社会的向往与追求。

萨林姆难题”——奈保尔《河湾》中的矛盾冲突

《河湾》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充分体现了奈保尔的创作思想和卓越才华,具有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作品主要讲述了以无奈的穆斯林商人萨林姆为代表的一群流亡知识分子从自我放逐到失落最后沦为无根人的故事。

小说一开始,主人公萨林姆说:我就像那些离家远走的奴隶,巴不得早一点儿到达目的地。旅途越是艰辛,我就越想着快点赶路,好去拥抱新生活。他来自非洲东海岸,一个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杂的地方,来自一个生活习性更接近印度西北部印度教徒的穆斯林家庭,家里有奴隶。但是萨林姆接受的是英国教育,有英国护照。这些没有相同历史根基、统一民族文化的移民后裔在非洲东海岸生活了数百年,却一直不能融入正统的非洲文化;他们的社区虽然有早已成型的阿拉伯文化,但欧洲殖民文化也已入侵此地。将先进的外来文化与本地脆弱的阿拉伯文化进行比较时,萨林姆无法在心理上融入到本地文化当中;虽然是穆斯林后裔,萨林姆对其宗教和文化传统却持否定怀疑的态度。萨林姆的祖父曾经亲口对他说,他曾经把满满一船奴隶当成橡胶来运。非洲动荡期的时候,阿拉伯人被扫地出门,欧洲势力迅速扩张,非洲大陆被瓜分殆尽。萨林姆在文中是这样说的:我可以说我们阿拉伯人曾经是伟大的冒险家和作家,我们的水手在地中海扬起三角帆,为后来发现美洲做了铺垫,我可以说印度导航员带着达伽马从东非航行到卡利卡特,我也可以说支票一词最早的使用者就是我们的波斯商人。之所以能说出这些,是因为我看过欧洲人写的书。但这一切都不在我的知识范围内,也不能引发我们的自豪感。我觉得,如果没有欧洲人,我们的过去会被冲刷掉,就像镇外沙滩上渔民的足迹。

萨林姆在这段叙述中,表现出了对自我文化和欧洲文化认同的矛盾性,他们曾经是这片土地上占有优势的既得利益者,殖民别人,如今反过来被英国殖民。这种尴尬的身份让萨林姆感到一种边缘感,为了解决自己文化的认同,他选择去河湾小镇接管未来岳父纳扎努丁的商店,开拓自己新的事业。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寻求。值得一提的是在萨林姆的大家庭里,住着两个奴隶家庭:他们已经至少连续三代住在我家了。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事情就是让他们离开。他们以和名门望族有联系而自豪,还有一个仆人跟随萨林姆来到了河湾小镇。但是仆人的身份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仆人在不止一个方面反仆为主,仆人的血统渐渐淹没了主人的血统。梅迪后来态度的转变也耐人寻味。这些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原住民也在这样的世界浪潮冲洗下改变着自己的想法。梅迪甚至要求萨林姆送他出国念书,并不再叫他先生。萨林姆为生活在欧洲国旗下的阿拉伯人担忧,在他的生活中常常充斥着不安感,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这个群体已经落伍了。这个时候体现了他的第一次矛盾,即自身出身阿拉伯生活在非洲却处在欧洲统治下的地缘矛盾。

在萨林姆的原生家庭,很少有人讨论政治的东西,他们审时度势,敢于冒险,用自己的方式跟随时代的步伐,但他们过多地陷入自己的生活里,不能退一步来考虑生活的本质。他们只是本分地活着,要是时运不济,就从宗教中寻找安慰。我永远达不到这个高度,我的悲观和不安全感更加世俗化,我不像家里人那样有宗教意识,我的不安感也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宗教归属而造成的,它就像是对我们信仰中那种崇高的悲观主义做了一点改变,这种悲观主义能促使人做出异乎寻常的事。我比较物质,追求中庸,力求在生活和超脱之间找到平衡,不安全感正是这一切的代价。萨林姆出生在穆斯林家庭,接受西方基督教式的教育,战争后非洲局势的动荡也是他没有信仰感的来源。他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无信仰主义者之间摇摆,体现了战后人们反思与斗争、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取向。

萨林姆在小说的开端说:我把欧洲人和我们自己作了比较,发现我们在非洲已经无足轻重,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他本以为去英国后这种现状会改变,实际上去英国本身已经是他的第二次妥协。第一次是去河湾经营商店。萨林姆一直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却一次次陷入迷茫。萨林姆在和耶维特的关系失败后,来到伦敦投奔纳扎努丁,在这里,他看到许多穿着白袍的阿拉伯人,重新感受到一种间离感。萨林姆决定离开伦敦:多少年来,回家、离开、别的地方——多少年来,这些念头以各种形式存在在我的脑海中。在非洲的时候,这些念头和我如影相伴。在伦敦,在旅馆的房间,有些夜晚它们让我彻夜难眠。萨林姆的这种无根性体现了他对自我家园认同的矛盾。

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因达尔这样说:同时,我也开始意识到,我那作为一个漂泊者的痛苦是虚假的,我关于故乡和安全的梦想只是离群索居的幻梦而已,不合时宜,愚蠢,不堪一击。我只属于我自己。我不应该因任何人牺牲我的人性。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只有一种合适的文明,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伦敦,或者其他类似的地方。其他生活模式都是虚幻的。家,要家做什么?逃避吗?向我们的大人物点头哈腰吗?鉴于我们的处境,鉴于我们曾被诱为奴隶的背景,那种生活模式于我们是最大的陷阱。而实际上,他在伦敦依旧是一个边缘人,处处碰壁,并不受认同。因达尔这段话也可看作是奈保尔的自述。

萨林姆同样在战争中艰难选择,内心挣扎。在小镇落脚以后,一场半部落性质的战争在独立运动中爆发,对于萨林姆来说,他是来自东非的中立人,他既不想看到军队失控的局面,也不想小镇毁在本地人的手里,尽管他对他们抱有同情。他不希望任何一方赢,只希望回到过去的平衡局面,他能做的只是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三毛在《哭泣的骆驼》中也遭遇过类似的场景。撒哈拉威人发动了起义,因为摩洛哥的介入,他们反对宗主国西班牙,发动了血腥的清洗。三毛作为不属于这里的人,记录下了几方的反映,但她的处境更为冷静客观。而战争对萨林姆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他虽然并未亲身经历战争,多是从别人口中、传闻中听到战争发生的可怕场景,但是这场战争给萨林姆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不光是财产的失去,人人自危,更多的是政治的动荡造成的心灵的迷茫。惠斯曼斯神父的死,让萨林姆开始怀疑一切,意识到了自己除了这里没有其他家园,而自己的辛劳随时可能被撕得粉碎。作为接受了欧洲教育的阿拉伯人,萨林姆的个人倾向无疑是中立,甚至是隐隐偏向西方文化的。值得一提的是,大人物虽然一手缔造了这个非洲大陆上崭新的非洲政权,但新政权的建立仍有沿袭宗主国的风俗审美的痕迹。这种殖民模仿的行为,也体现了当时人们普遍思想的矛盾心理。

当萨林姆到达河湾小镇时,这里刚刚经历了一次重建。在非洲争取独立后,本地人经过更换政治身份、重构民族文化可以定位自我文化意识,但作为移民后裔的萨林姆则意识到他陷入了痛苦而无奈的身份困惑,要艰辛地寻找自己的身份和文化定位。在这种动态的重塑和认同过程中,萨林姆想要进入中心,然而却一直在边缘挣扎。他守着的小店只能售卖本地人熟知的东西,在这片欧洲移民建筑的废墟上,被摧毁的汽船纪念碑、新式马桶坐落在密密的丛林里,当地人用来泡番薯。灌木掩映中不时露出文明的痕迹,一切显得那么矛盾又和谐。萨林姆在这里的日子枯燥而乏味,这里的本地人愚昧,外国人则麻木,形同鬼城。待了一段时间后,非洲人发动了起义,建立了一个非洲自己的新政权。人们在动乱中习惯,再次开始自己的生活,萨林姆难以融入本地人,也和外国人相交甚少。因为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他并不笃信宗教,也难以像自己家族的父辈一样,在宗教中寻找慰藉。一切旧的东西似乎在被打破和改变,而没有人告诉萨林姆前方的道路。

萨林姆的生活中存在着两个女人,一个是纳扎努丁的女儿,另一个是雷蒙的妻子耶维特,他的情人。他对两个女性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选择的缩影。纳扎努丁的女儿是个可爱的姑娘,她每年到海岸来和姑姑们住几个星期,她受过比他更好的教育,听说以后要进入会计或者律师行业。论条件,她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他也挺喜欢她,但是只把她当做家人一样来喜欢。和她结婚容易得不能再容易,不过和她结婚也会压抑得不能再压抑,他开着他的标致离开海岸,就是为了逃脱这种压抑,逃脱其他的一切。对萨林姆来说,纳扎努丁的女儿像是他极力想摆脱的出身和过去。在萨林姆刚到非洲小镇的时候,他在他自己的房间频繁地和当地的非洲妇女睡觉,做为性的宣泄。此时,他还会想起纳扎努丁的女儿。

卧室在走道的另一端。对我来说,这地方尤其荒凉。里面配了一个定做的大衣橱,有张巨大的泡沫床。宣泄的结果是,萨林姆内心的羞耻感渐起。我见缝插针地从这里悄悄送走了多少非洲女人!有时候,我躺在床上等着天明,等着摆脱某些回忆。我还常常想起纳扎努丁的女儿,想起纳扎努丁对我的可信的信任。一想起这些,我就答应自己要好好活着

当萨林姆迷上耶维特之后,他在全新的体验中吃惊地发现了自己的变化:世上有一半是女人,我本来想我已经达到了不为女人裸体所动的境界。但现在,我感觉到所有体验都是新的,我仿佛第一次见到女人。……她在床上的裸体仿佛是女子身体的完美绽放,让我无比惊奇。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衣服——即使是耶维特以前穿的比较勾人的热带衣服——会掩饰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会把身体分成不同部分,让我无从联想到一个整体的魅力?从耶维特身上,萨林姆的妓院式幻想似乎已不复存在,他渴望赢得这种美,占有耶维特的身体。这种渴望战胜了自我的欲念,那不再是征服,而是与美合为一体,是对自我的新发现,并使他认识到自己以前逛妓院是多么堕落。这里,耶维特可以看作是萨林姆极力想追求的新生活的缩影。最终,他来到伦敦,放弃反叛,不仅仅是婚姻层面的,和纳扎努丁的女儿凯瑞莎订婚。

但萨林姆随后便发现,他对耶维特的迷恋不过是跌入了新的幻想之中。原来,耶维特通过雷蒙德而和非洲的大人物联系在一起,因此,她生活在她所期望的权力的光环和幻觉之中;通过耶维特,萨林姆先是与雷蒙德拴在一起,进而好像也与大人物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他开始关注起政治,并有了某种政治焦虑感。如此,耶维特、萨林姆、雷蒙德三人奇特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生活都取决于大人物对他们的态度。不幸的是,雷蒙德被大人物抛弃了,耶维特因此也受到了打击,继而萨林姆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处于莫名的烦恼与不安之中;萨林姆与耶维特都成了天涯沦落人,凑到一起只能互相安慰。耶维特对雷蒙德早已失去兴趣,她在到处寻找猎物,以使自己有个依靠和生活的目标;萨林姆就像一个温顺的父亲,或者丈夫,甚至像个女友,眼睁睁看着她为了情人而梳妆打扮。一切都像是一场春秋大梦,随着雷蒙德的失败,萨林姆与耶维特都陷入焦躁不安和恐惧之中。萨林姆发现耶维特变成了一个失败者,困在了镇上,她厌恶自己,厌恶自己日渐衰败的肉体,就如同我厌恶我自己,厌恶我自己的焦虑。最终,他将自己对耶维特、对自我郁积的厌恶以性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那既是对自我也是对他人的伤害和污辱。在此,性爱与生活的迷惘、政治的焦虑、人性的阴暗联系在一起,男人的性无能和女人的性放荡、施虐和受虐以报复或攻击的形式转化成了暴力。萨林姆发现他还是生活在他不喜欢的那些政治、压抑的阴影下,从一个地方逃到了另一个地方。他对两个女人不同的态度也体现了他自身的矛盾。

非洲人迫切想建立一个非凡的非洲同当地落后的经济文化现实的矛盾,也让萨林姆陷入迷茫。整个世界在二十世纪都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而作为第三世界的非洲,在宗主国们都忙着收拾战后经济时陷入了发展的困惑。非洲的未来将会向何处去?这是每一个像萨林姆一样的人都会关心的问题。他们对西方世界有够多的了解,自认为已经融入欧洲社会,在面对本土非洲人时有一种优越感。但他们又受到本土的支配,他们出生后逃不出当权者的统治。萨林姆的商店靠自己的努力,从一个没有什么商品的小店经营成小镇上拥有众多商品、大家采购的中心点,后来只因为总统发表激进化政策的演讲后,被公民西奥泰姆所代管,自己则成为他的经理,后还要把自己买的汽车供他使用和接送他上下班。马赫士经过几次探索后开了汉堡王连锁店,不久后生意红火,后虽然正常营业,但他已不是店的拥有者,而是被雇用的管理者。因达尔留学后在新领地担任教师职位,令众人羡慕,后随着他所依赖的一个欧洲组织的垮掉,备受打击,一蹶不振。雷蒙德则是公开的总统幕僚,大权在握,是位高权重的受宠人,后因为失去总统的宠信,顿感人情冷漠,世态炎凉。表面上看,这些人掌握着河湾的经济、政治、教育,对河湾的一切拥有发言权和决定权,但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在这些人身上,混合了西方文化和非洲本土文化,它们相互作用,在两种文化当中,他们又都处在边缘处。又如新总统,他对西方列强不满,在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中发起武装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推翻殖民者所建立的一切,好像殖民者的东西就是瘟疫。但同时他又想建立一个和欧洲一样的新非洲,于是建立了新领地,有和欧洲一样耀眼的外形,并且像欧洲一样建立了大学城,可结果却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新领地最后就像一个垃圾场。农场没有出现,最终要做会议中心的游泳池开裂了,雨淋日晒下毁坏得很快。在总统的思想里,他反对欧洲殖民者,讨厌欧洲的一切,但潜意识里又把欧洲当作崇拜的对象,一切向它看齐,这就是思想的一种矛盾性。

非洲本地的居民尽管生活在落后的渔村中,对扎贝斯那种巫术深信不疑,对本土的一切非洲文化也是崇拜的,他们迷信、落后、封建。但他们也崇拜欧洲文明,每次扎贝斯进货时,都要带些欧洲的小货物回去,如剃须刀,在他们心中,那是文明,是一种优于本土人的荣耀,所以,他们的思想也呈现出一种矛盾性。因达尔从骨子里厌恶新建立的国家,因为它使他失去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向往欧洲地区,在那边求学,由于没有找到好的工作,最后不得不回到非洲来,被新国家聘为老师,教授那些非洲本地人知识,使他们成为新非洲的栋梁。在他身上,他一方面讨厌非洲,另一方面又要借助它生存,思想和行为都呈现出一种矛盾性。他们,尤其是萨林姆,他的思想和行为都真实地成为了当时殖民地人们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