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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之歌

日期:2019-09-10 14:17

失败者之歌

周瑄璞

第一章 常晚

走着走着,有一个词跳上心头:失败者。

常晚被这个结论打蒙了,这仨字像是一只手榴弹扔在脚下,眼见着弹跳了两下,轰的一声,将他的世界炸个血肉模糊。

他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等待硝烟散去,放眼四望,烈日悬天,酷热逼来,本市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大十字,行人如常,千人千相,各走各的路,各奔各的前程,环形过街天桥上面挤满了人,艰难蠕动着,挤出自己的位置。常晚突然觉得,是个人都比他强。

那年夏天,他大概五六岁,跟着奶奶走亲戚。奶奶和表大娘坐在院子里说话,他到大门外和村上的小孩玩。几个孩子将他围在中间,突然一个小孩抬手打了他一巴掌,还用手指头一下一下点着他的脸,警告什么。他张嘴大哭。几十年来他一次次回想,前因后果,全记不起,只有这一巴掌,清脆响亮,让他惊讶,继而是羞辱。疼痛倒不重要了。天哪,他原来并非处处受着疼爱与呵护,原来还会,竟然还会,有人打他。他很快明白过来,这是人家的地盘,不是他们村。

小小的他,也知道挨打是件丢人的事。他当然不敢还击,也没有哭着回表大爷家向大人告状,他从那一群孩子中走出,找到一截土墙,自己哀哀地哭,慢慢整理思路,多年之后,他还记得那种哭泣,是地下的泉眼,温柔地低回地一股一股地涌出,只是为了安抚自己。那一巴掌,是他幼小人生的重大打击,他怎么会挨打呢?他是爷奶父母姐姐的心肝宝贝。爹妈为了要他,费了老大的劲,上面四个姐姐,分别叫转、换、变、招,他才隆重登场,他爹说,好饭不怕晚。于是他叫了晚。晚在全家人的呵护关爱下,穿着姐姐们的衣服成长,什么都不用干,都是她们弄好了送到眼前,他只是吃睡玩耍,好好长大,不由得性格里有一些柔弱。他细细碎碎地哭完,直到彻底平静下来,才走回到表大爷家里,将这件事隐瞒下来。

那个打他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他都不知,可能对方也早已忘记这件事,他却一直记得。

长大上学之后,不好好学习,调皮捣蛋,偶有父母姐姐间或拍打一巴掌,不是真正的打。那种正式的明确的来自外界的挨打,再没有过。可是,当这种失败感突然袭来,他就像猛挨一掌,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那个在别人村子里哭泣的孩子。

别人的地盘,别人的舞台,别人的风景。这世界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过他。

上周,他收到通知,一个画家的作品展,他是被那种群发微信通知的,这种消息向来是不会带着他的名字而来。尤其现在,他刚刚被裁员。敏感的他,应该是拒绝的,但他还是去了,人家能想到你,也不错的。几年前,他们报纸还存在的时候,他采访过这位画家,做了一个整版,他又给写了一个评论,发表在一家大企业办的异常精美的内部刊物上,据说读者都是高端人士,有收藏古董和字画的雅好。画家做为回报送了他一幅小画。多年来就是这样,机会合适时候,得到这些名家的半幅画,一张字,再有合适机会,转手卖出,换几个钱。去看个热闹总是可以的吧。他告诉自己。

夏季里最热的天气,偏偏展厅里空调设备坏了。二楼的一间贵客室里,不知从哪里临时搞来一个小风扇,两三位提前到来的贵客坐在里面聊天。门不时被推开,神神秘秘斜着身子进去一些人,要签名的,要合影的,要说事情的,过一会儿很满足的样子走出来。他来得很早,在门口签了到,领了装在袋子里的画册,匆匆将展览看了一遍,无法仔细看,因为热得透不过气,他跑出来,坐在路边树荫下的石条凳上。他看到各方人士一个个到来,有的面孔熟悉,有的似曾相识,有的全然陌生,这个城市文化界的大名人小名人真名人假名人准名人纷纷涌来,他们只进去一会儿,也都出来了,受不了里面的热,三三两两站在大树下说话。人们大部分不认识他,或者装作不认识,有一位女士的目光掠过他的脸,他也看到了她,就在他们目光差一点对接的时候,她快速移开了,走到一群人里面,跟他们打招呼。她不该记不起他的,因为他们曾在一起吃过一次饭,隔着饭桌还聊了几个话题。从她那匆匆移开的目光看,她是认出了他。为了排遣不自在,他扭动了一下花白的脑袋,就像是活动颈椎,胳膊撑在石条凳上,不小心碰到了旁边坐着的人,相互看看,也不言语,因为不认识。三个人向着不同的方向而坐,都是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每个人手里,提着相同的袋子。

常晚在上个月荣登裁员名单。纸媒不景气,报社不得不大面积裁员。他之前是这家报纸跑文化的记者。这次办画展的画家知道他被裁了,但还是邀请了他,他是怀着一丝感动来的,却不知他的到来又是一次自找伤害。如果还是记者,他应该跑前跑后地采访的。他后悔不该来,但他没有立即走开,他还是想坐在树荫下,看看他曾经出入、忙碌的这些场合。门口进出的人更多了,新来的不明真相,一往无前地拥进去,里面的人奋力向外撤,热得满面通红,一群一伙地站在门口说话。而他坐在路边的石凳上,是一个旁观者,他内心里还有一个执拗的想法,难道真的没有一个人主动上来跟我打招呼吗?

那些不断被酷热驱赶出来的人,报告着里面的进展:开始合影了,大腕讲话呢,名家剪彩哩,记者在采访……再过一会儿,门口那里一阵喧闹,有大腕离去,后面尾随了很多人,大腕快步走到自己车前,早有人为他拉开车门,他坐进去,车开了,大腕那通红的脸膛露在摇下来的玻璃上,向大家挥手道别,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为他能从酷热和人群包围中逃脱。汽车从石凳旁边出口路过,常晚身边坐着的人赶快起身,拿出手机拍照。那位跟着汽车小跑的记者,因道路不够用,踏上道沿,趔趄一下,踩到了常晚的脚,追跑两步,拍到了照片,或者认命再拍不成了,走回来,对他说声:对不起,老哥。终于等到了有人跟他说话,于是他起身走了。

好些年前,他也是那些追着大腕合影或者拍照的人,为了工作,也为了虚荣而开心几天,后来不好意思了,年龄渐大,不愿跟年轻人挤在一起。他早早有了白发,四十出头就一半白,一开始他也染过,当染发剂挨到头皮,一阵蛰疼,感觉不妙,从此不愿意染。这灰白色对于功成名就的男人来说,是学问,是地位,是风度,对于他这样的人,就是潦倒,就是落魄,就是失败。

一切是想将他置于不义之地的凶险和严酷,上天派来非凡的酷暑折磨世人,他浸泡在自己的汗水河流里,承受着好像永无尽头的炎夏轰鸣,这样的高温天气已经几十天了,这个城市一到夏天就摆出一幅把人往死里热的架式,总觉得要出一件大事为热天买单。他在路边往家走,竟然忘记了乘公交车。这个世界所有的信息,就连空气里都飘散着一种味道,正在汇成一股力量,向他无情地宣告,你,是一个失败者。他像是被太阳晒蔫的树苗,慢慢萎了下来,腿脚竟然也不灵便了。

当年他连考三年大学,终于上了一个地市二本院校,毕业后分配在镇中学教书。业余时间写写画画,在市级报纸发了几篇小散文,到省报参加过培训,自己搞了个剪贴本,贴满了署名常晚的豆腐块文章,于是成为本镇才子,结婚生女,按说可以从此平安幸福地生活。可是突然有一天,镇上来了一批省上艺术家采风团,观看一座帝王陵墓,他作为本镇文艺青年陪同前往。艺术家各有风采,鸿儒谈笑,举手投足,个个都让他着迷,他让他们在他的本子上签名,要了其中几位的联系方式。他给他们写信,多数人不回信,有一两位大家风范,竟然回了。他拿着那个写有艺术家大名的回信,激动得看了一遍又一遍。从此镇上装不下他,他也于日落黄昏时候,骑自行车来到帝王陵前,展开一些天地悠悠、古往今来的畅想。他带着本地特点,去省城拜访了那位给他回信的老师,说他想来大城市工作。调动是不可能的,想都别想,隔着几层山呢。他只好停薪留职,双方两不找。那位老师一个电话,介绍他到一家报社当记者。城中村租一间小房,夫妻两地分居,一个月坐班车回家一两次。那时年轻,也不觉得辛苦,在来往班车上,反而有一种幸福感,窗外的大地也成为风景。文化竟然有着如此巨大魔力,让他不知疲倦地在这个城市一跑十八年。后来,纸媒有不景气的苗头,他那家小报纸干脆自行消亡了。好在他已经买了房,每月还着贷款,女儿考上省城的大学,妻子在单位办理内退,跟了过来,他们在省城也有了一个像样的家。他这些年混在文化圈,很是认识了一些名人大腕。名家一句话,他又换了一家大报社。一切都很正规,还给他办了五险一金,前年又统一办理医保卡,叫作社会保障卡。报社人事部的人一再告诉他,这个卡千万不能丢,补办起来特别麻烦,将来退休后,养老金也是打到这卡上,这个卡相伴你一辈子的。从此他听到张学友唱那首歌,一辈子,一生情,他自己默默再加上一句:一张卡。他常被顺带邀请出现在各种饭局集会上,赶的是大场子,见的是大人物,俨然是一个小小成功人士,跟着名家大腕吃吃喝喝,将他变成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纸媒继续不景气,全国各地报社纷纷倒闭裁员,内地也有一点征兆,人还来不及应对——其实也没有应对方案,一天早晨像昨天那样去上班,他的名字出现在被裁名单里。他突然体会到,人生最悲惨的,莫过于某个名单里有你的名字。一少半人突然间失业。大家联合抗议,根据工龄拿到一些补偿,匆忙走人了。他在此工作时间短,拿的更少。犹如一场梦醒,却原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小记者一声老哥,叫得他心里一紧。人们不会轻视一个地位卑下的年轻人,但会小看一个老大不小的平庸者。他独自走在路边,他为了这个场合特意穿的一件中式白色棉麻布衫因汗水而贴在身上,他摸着自己脂肪肥厚的肚子,有了羞愧感,为什么混得不好还吃得这么胖呢?这一肚子里,装的都是什么?挫败,沮丧,嫉妒,憎恨,自责?好像都有一点,反正无论如何不敢说这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他跟苏东坡,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人家是天上的星辰他是地上的灰尘,人家是池中的荷花他是河边的青苔,不管怎么说人家还在体制内呢,就算是发配,那也是皇帝亲手指派。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小的时候听奶奶这样说,不解其意,现在明白了。挫折失败的时候,人变得安静,变得敏感,看到之前忙碌时见不到的景象,听到从前听不进的话,理解先前不理解的事。失败者这个词,强行与自己发生了关系。去年他填一个表格,在年龄那一栏里,写下48的时候,他着实吓了一跳,后来他意识到,48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48岁而无成就。

他回到家里,走进书房,打开柜子,检视自己保存的名人字画,如果能全部变现,也就十来万吧。十来万又能怎样呢?能增加你的成就感?解决你人生的什么问题呢?而谁又会来收购这些东西?就自己的状况来说,怎样才能走向成功?能写几笔,能画几下,可都不怎么样。那些所谓的散文,其实是给别人写的评论和访谈,顶多再加几句浅层次的人生感悟,要出书的话,得自费几万元,书出了后,想有点动静,得开发布会、研讨会,还是得拿钱说话,买得小圈子里半日关注,报纸在边角处发个消息,微信上自己和家人起劲转发,其实是自欺欺人。一个人不能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折换成钱,还得自己掏钱让人关注,那根本不能算是成功。想想还是做罢。

于是,比48岁又大了一岁的常晚被一种失败感控制着。再过一年,跨过50的坎,那就年过半百了,老家人常说,土埋半截咧。年纪老大却没有成就,真真是件悲哀的事。

再也不用每天去上班,电话也很少响起,好像人们都知道他是个没用的人了。买菜的路上,看到街心花园里零零落落的人在打太极,在舞剑,几个女人凑成一群小队伍随着录音机里的音乐在跳舞。他们怎么能那么心平气和,每月的几天日子里,到银行去查看退休金是否到账。

如果想要一个稳定的职业,那就是回到老家镇上,继续当中学老师。国家干部,体制内,这些名字听起来很温馨,有个机构保护着的感觉。如果当年不离开,在学校好好干,也许能当个校长副校长什么的,也或者混得好,爬得快,调到县上教育局,一路从政,也有可能的。不,人生没有如果,都是一次性的,对了,张学友那首歌,还应该再加一句:一次性。当初他离开那里,就没有想过回去,他只想走得远,走得高。可如今,差不多又回到原地。唉,一切都怪自己没本事没魄力不争气,在城里招聘,也能干出名堂的呀。当年报社有一个跟他一样从外地来的人,利用自己当记者认识人多的身份,开了个小公司,先搞文化创意,拉线帮忙,倒卖书号与名家字画,后来收购了纺织城一个废弃厂区,办起文艺酒店,做成本市一大名牌,又全国开起了连锁店,成为董事长,整天飞来飞去,端的是文艺饭碗,赚的是真金白银。还有另一个哥儿们,刚来报社时,只有高中学历,虽然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可他数理化太差,没有考上大学,来报社记者都当不了,只能干临时工,取送报纸收发文件之类。晚上上辅导课,参加成人自学考试,考完大专考本科,考完本科考研究生。有一年一位当下最热的文化名家来本市讲座,报社竟然找不到一个能跟大师对话的记者,有人推荐了这哥儿们,说他常看这方面的书,于是把他从勤杂工的办公室叫出来,派了一个摄影记者,跟着去了。从那记者拍回的照片看,他跟那位大师从容对话,相谈甚欢。临分别大师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走遍很多地方,还没有遇到过这么优秀的文化记者。等考上研究生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报社,回家专门攻读,三年后再考博士,考了一个还不算,先后考上北京、南京两个大学两个专业的博士。有了博士津贴和学术经费,开始了南北双城记的生活。此刻,常晚在百度上输入他的名字,果然,是南京一家重点大学的副教授。他的照片跳出来,常晚心咚咚跳,好像那位副教授会突然从电脑里伸出手挠他两下:哈,常晚,这么多年了,你没有一点进步啊。

十几年,一个人竟然可以做出这么多成绩,一步步上台阶,跨上了常晚压根都够不着的高台面,而自己呢,忙来忙去,却原来命运不在自己手中,纸媒的命运,竟然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技不如人,虚掷光阴,这个事实,必须得承认。当你被滑落甩脱出去,证明你没有到了非你不可的地步,单位离不了你的程度,别人有十张八张牌,大王小王,连牌对牌,挑着打配着出,而你手中只一两张,还是个45。常晚是个善于自省的人,他看着窗外的骄阳,城市被烤得炽热,人们在地面行走,如蚂蚁一般,却都有自己的方向,而他,迷失了自己。他简直要流下悔恨的泪水。年近半百这把利剑悬在头顶。可他都做了些什么呀,来到城市快二十年了,一觉醒来,一事无成。

烦恼无人可说,母亲,妻女,姐姐,七个女人的爱加起来,也弥补不了他现在的痛苦,亲情也有走不到够不着的地方。她们一定会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回到咱镇上继续教书,也挺好的呀。

让失败来得更猛烈些吧!与其这样每天在家消沉,烟灰缸里堆满烟蒂,不如让这种自卑感彻底放逐现实之中,好好洗涤一回,碾轧一下,煎炒烹炸一番,置之死地而后生。常晚决定,出去走走。到哪里呢?北京,上海,香港,这几个城市,足够高大上,是中国人最向往的地方,影视作品里已经熟识,最会让一个有失败感的中国人更加纯粹,更加柔顺,或许也会激发出奋斗的动力。鉴于他没有港澳通行证,还是去掉香港吧。

很多想法一落到实处,就会碰壁。根本不像电影上演的,一个人心情不好,登上飞机去巴黎散心,坐上大巴看着窗外的风景,然后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要么夕阳西下,要么细雨蒙蒙,远处再有一辆绿皮火车弯弯地驶过,还有音乐或者歌声相配,导演只是为了将失败变成美学,别的他可不管。只有失败的人才知道,失败其实很残酷,不是装扮一番供人欣赏的,而是要独自承受,压根没有诗与远方、田园情调那一套。出门需要钱。从前去过北京、上海,都是有活动,参观采访呀,培训学习呀,跟着名家搞活动呀,充当工作人员,拎包随从之类,公家买单,有人赞助,从头到尾不花自己一分钱,弄得好了还有一些补贴,车马费劳务费啥的。

首先要为自己的这趟出行筹措资金,并且不想让妻子和别人知道。

要自己掏钱了,就得精打细算,他决定去北京不坐高铁,还坐从前夕发朝至那趟直达列车,硬卧二百多元,是高铁的一半价钱。再者说了,一个心情失落的人,没有必要赶时间,北京也没人等你,巨大的北京压根就不知道谁来了谁走了。从北京到上海,他查了机票,折扣很低,可以飞去。至于住的地方,如家酒店就可。三年前他给一个单位办接待活动,在如家一次消费了四千多元,人家给办了一张金卡,住房打8折。他还从来没有用过。可再优惠,也得二百多,想想还是有点贵,档次还能再降一点。

他联系那个姓余的人,那人上次提出购买他手中的一个笔记本。那是他十多年前刚当记者时去北京采访一位大作家,让大作家在本子的扉页上给他写一句鼓励的话,大作家用颤抖的手写了,还送给他一本签名书,认真地盖了两个章子。不用说大作家已经故去。他不卖,因为那上面有自己的名字,他不知道这姓余的又倒卖给谁。现在他一说愿意出让,姓余的立即说,我现在过来,半个小时到你家楼下。他将那个笔记本和书拿出来,在签字处拍了照片,自己留个纪念。其实有个照片又能怎样呢?人留这些东西原本无意义,能换成钱才有用,这叫造福于民。他打开那个本子,上面是自己当年的工作纪录。

随便翻开一页,蓝色圆珠笔的笔迹已经被岁月晕染开来,快要化掉的感觉:采访画家某某,名人之后,非常低调平静。站在梯子上做画,一手颜料盘一手毛笔,像个泥瓦匠在粉刷墙壁,每一幅要用几天时间完成,色彩不满意,在上面重新涂一层。旁边一座楼上有一套两室一厅,专门存放画作。他说他的画现在还没有完全得到认可,因为他不是美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但他相信将来总会得到人们喜爱的,他相信一个民族对一个画家的认可不只用头衔作为标准。他说他比凡高幸运多了,起码衣食无忧,可以每天专心做画。所以他存了很多画作。临走送我一本画册,毛笔签名,硬皮,太大,装不进包里,一路拿在手中。

再一页:采访书法家,他一边跟我说话,一边用毛笔从上到下画直线,不停地画,他说训练每天都不能停,一停下来手就生。

又一页:采访归来,灯火阑珊,公交车太挤,干脆走五站路回家,累,但心情激动,人家能从乡村奋斗出来,在城市里有一席之地,我为什么不能。

下一页:某某的书房,书架里装满书,书从地面靠墙摞起来,一人多高。不读当代人的作品,家里也从不保留别人的赠书,而是撕下前面签名那一页,书放到卖废纸的那一堆,每个月有专人拿麻袋来收。

在一页格子的下面写着:艺术是繁花,生命只是绿叶。这是有一次开会,听到这句话,觉得很好,赶忙写在下面空白处。

最后一页上,用大大的字体写着:我要以此为新的起点,更加努力地学习文化知识及各种技能,不断提高充实自己,实现人生价值,向社会及报社奉献青春。那是刚进报社第二年,得了一个先进个人奖,让填写一个表格,他先在本子上打了草稿。而现在他为之奉献青春的那家单位,早就没了。

电话响起,姓余的说,已到楼下。他合上本子,连同书一起拿下去,要换取说好的七千元钱。姓余的边掏钱边说,哎,把那本书也给我算了,我再给你三千,凑个整数,咋样?那本书指的是另一位大作家的签名本,当时他让大作家抄写了书中的一段话,那天大作家心情好,抄完后又写上:受常晚先生嘱抄录,然后盖上鲜红的印章。还调侃说,你这名字有意思,不是晚一次,是回回都晚。前年大作家去世后,他在朋友圈里发了照片,姓余的私信他,出价两千元钱购买,他没有卖。他曾经问姓余的,你要这些东西干吗?倒卖吗?这些只对当事人有意义,别人拿去没用,都是废纸。姓余的说,哎呀,价值大得很,你现在要是有几本鲁迅的签名书,巴金的几张手稿,那就发大财了。我不倒卖,就是自己收藏。我专门买了一套房子存放这些东西。常晚仿佛闻到一股子纸张的霉潮味。姓余的说,我自己文化不高,可就是爱个文化,这些年挣的钱,都投到这上了,花了有上百万,反正我喜欢的东西,必须得拿到手,晚上做梦都是这些事,你就转让给我吧,看,这是一万。姓余的拿出一整沓钱,用骨节粗大的手向他递过来。

好吧,我上去给你拿。常晚接过钱,转身上楼,想这姓余的到底是不是在倒卖,早知这样,当年不让大作家写我常晚名字了,有着自己名字的一本书倒来卖去,毕竟不好。他又能卖给谁呢?谁要这些东西干吗?纸张不好存放,不是读书人,却放一屋子这玩意,有啥意思,不小心着火了,或者水淹了,全部玩完。当然,能换成钱,用于生活,也是好的。他又想起两位作家慈祥的面孔,让一个失败者此时感到一丝温暖,他的这趟出行好像带着他们的注视和祝福。早知这样,当时买上几百本,陆续拿去让他签名。

他拿着那本书下楼,姓余的从坐着的石墩上起身,迎上几步来,伸出双手的一瞬间,变形金刚一样,胳膊和手好像突然变长了,恨不得提早哪怕半秒钟将东西拿到自己手里,常晚从没有见过一双这么长的手,粗糙而生硬,手背关节处起着厚厚的发白的茧子,分明是常年做粗活的手,如两把大钳将那本书牢牢夹住,一瞬间脸上现出哈哈归我了的满足和开心,那种力量突然让常晚有些害怕,一个人的爱好竟然可以这样执着与火热,还能有什么办不成、做不好、达不到的呢?常晚退后半步与他保持一点距离,好像他身上会迸出火星,烧自己一下。

第二章 迷彩服

直快列车早上7点到达北京西站。常晚不像别的旅客那么着急,他在车上洗脸刷牙,将双肩包两个带子都弄到右边肩膀上,这样更像一个闲散的游人而不是目的明确的赶路者。出站后过了天桥在一个豆浆店吃了早餐。他还没有想好要住哪里,其实住一个比如家更便宜的旅馆也是可以的,就是晚上睡个觉嘛,白天都在外面闲逛。

他路过了前年曾经住过的大酒店,那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是随行记者,那几天从这个大门坦然出入,并不需要知道酒店多少钱住一晚,现在他想进去看看——当然他肯定不住,他就是看看。前台服务员告诉他,普通标间和单间980元,豪华间1580元。他装模作样地问,有优惠吗?服务员告诉他,会员卡打八折,网上订的话,有更多优惠。他假装要网上订的样子,拿出手机退后两步转身离开。大厅摆了一排桌子,盖着绿色桌布,几个人弯腰站在桌前签字、领材料。是一个会议的接待处,可并没有人接待他,有一刻他有所恍惚,我如果走上去报上我的名字,或许就会有呢。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群人或那样一群人在这里开会,为什么会有名种各样的表格与名单,名单上的人,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一个个出现在上面,而他又是被一种什么力量从这种队伍里推开了。本来可以走旁边小门的,但他走了中间的旋转门,好像缓缓地转着出去,就会有什么不同。他想,上次的住,不是住在生活里,而今天要用自己的钱住的话,才是真正的住酒店。

他低着头,在北京街头慢慢行走,无数双腿从他眼前超过,他看到一双粗壮的腿,带着强悍的力量,闯进他的视野。单是粗壮也倒罢了,若是浑浑圆圆,大白萝卜那种,倒也耐看。却不是的。小腿肚子陡然鼓出两个大肉疙瘩,脚腕那里又收得很细。不知怎么想的,偏偏还穿一条半长不长的黑色紧腿裤,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打底裤,裤腿边刚好绷在那两个结实而巨大的肉疙瘩上方。随着走动,右边的肉疙瘩好像很是愤愤不平,将裤腿边顶得向上堆拥而去,所以显得两条裤腿不一样长。命运不知道对一个女人多么凶狠,才赐她一双这样的腿。上身注定苗条不了,雄壮的双腿架起厚实的身躯,薄纱衣服里挤出裹胸的肉肉,随着行走全方位颤动,很是波澜壮阔,好像搬运自己的肉身成为一个课题,让她不胜其烦,不能保持身心的平衡,右边肩膀微微向后侧着。这大块头的身躯在上班人群中步步巍峨地挪动,将迎面而来的一小群人冲散。那是几个年轻姑娘,充足的睡眠让她们脸色发光,小幅度地说笑打闹,形成一股清流,突然被巨石劈开,又轻盈地在巨石身后快速围拢成形,哗哗有声,说笑、碰磕而去,一个动人的小场景消失在常晚的身后。北京街头,有这么多的人,匆匆行走,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去处,而常晚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所谓合适,当然是又便宜又干净又设施良好,尽管这样的地方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但人总是希望能找到。拐一个弯,他眼前又出现许多新的腿。进入一座大楼,等电梯的时候,他突然又看到刚才那双腿,裤边一高一低的情况更加严重,高的那一边,愤怒而凌乱地裹在膝盖下面。电梯门打开,几个人走进去,他从镜子里看到那年轻女子的脸,带着对这个世界的厌烦和不配合。常晚在潜意识里,可能就是想看到她的脸,才一路跟来,断定她也是一个失意者。他只是想进到这个有很多公司还有一家小酒店的大楼里看看,这里面的格子间或许也坐着一些失败者,他能找到自己的同类,相互注视一下,彼此认出,那些目光,就像熨衣服一样,投在他的脸上,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加柔软的失败者,辛酸而又感动地行走在首都的街头,行走在永不枯竭的人群中,行走在失败者组成的河流里。他就像那些上班的人一样,进到大楼里,看到许多格子间,像是现代化养鸡场,每人驻守着自己的一两个平方米的地方,好让老板任何时候看去一目了然。常晚曾经忠诚地驻守了好多年,现在,连这样小小的一块地盘也没有了。刚才那双雄壮的腿,不知走向了哪一间,放下自己的双肩包,鸡叨米一样开始一天的工作。原来人们的所谓奋斗,无非是想得到某个大楼里的某个格子间,这块小小的格子间,维系着生活前途爱情命运烦恼梦想这些指标。常晚从电梯里下来,再次出现在大街上。

走累了,坐在路边歇会儿,看着许多腿许多鞋从眼前经过。行人东张西望的样子,外地人居多,不知因什么事由而来,好像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一走,也是好的。没有人关心,他这个外地人这样坐在路边,到底想干什么。快中午,他也饿了,累了,在一个饭馆吃了一份盖浇饭,又走几步找到一家小旅馆,觉得不可能再遇到比这个更便宜的了。推门进去办理入住。白床单已经发灰,但毕竟是洗干净的,散发着令人安心的气味。

睡了一会儿午觉,睁开眼睛,怔怔地看着这个小小的房间,一时恍惚,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哪儿。如果我刚才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人们会把我怎么办?旅馆老板会报告派出所,派出所来人,从我的身份证上,先联系老家那个镇,镇上的人告诉他们,我十八年前就到省城工作了。不,他们会先看车票,知道我从哪个城市来的,但跟那个城市的谁联系呢?他们还会查看我的手机,他们当然有能力破解密码,他们看里面的通话、微信,找到最近的联系人。他们一时还找不到我的妻子女儿,因为电话里,存的是她们的名字,而不是老婆、女儿。她们得到我客死北京的消息,定会大大地吃惊,不只她们,所有认识的人都会大吃一惊,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如果想让别人对你产生高度关注,那就是突然死去。啊就是那个常晚吗我前天还见,啊就是咱报社的常晚吗怎么会死在北京,啊挺好一个人哪话不多老是谦虚地笑又没有生病怎么突然没了呢……人们在格子间里、在电梯里、在电话里、在微信朋友圈里,说着他的名字,传着他的事迹,搜罗他种种优点。常晚快要流出眼泪,靠在床头,抽了一支烟,喝了一杯茶。再次确认,他不会死的,他这么热爱生活,他死也要活着,他只是消沉而已,他只是偶尔想想有关生死的问题,一个快要50岁的中年人,不能不想这个问题,因为世界不断传来这样的消息,明星,要人,普通人,好像谁都有可能突然离去,不管你多么热爱这个世界,可这个世界早晚会推开你。他看看窗户,感到外面的太阳仍然热烈地照着,无论成功人士还是失败落魄者,都被同一个太阳照着。人生在世,毕竟还是有一些公平的。一个没有腿的人,定会羡慕上午那一双粗腿。

应该再出去走走。他下到一楼。这种小旅店,只是在一楼有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门面,所有客人,都住在二楼以上。 一个新来旅客站在柜台前办理入住,一名男子推门进来,问住一晚多少钱,服务员头也不抬地说,158,男子问,能便宜点吗?服务员说,最低150,男人转身出门。常晚有点后悔,怎么中午的时候没有问一句能便宜点吗?那男人——说他是老人更合适些——继续向前走,抬头看着路边的门面,一个真情商务酒店,玻璃门上印着24小时空调热水wifi,他推门进入,常晚操心着这个老人是否能找到满意价位,便站在路边假装东张西望。走过来一个年轻女子,外地长相与口音,向他发放传单,一个装修市场开业的广告。常晚伸手接住,向她友好地一笑,如果大家都不要她手里的传单,她可能就会失业。酒店旁边一家小菜店,暂时没有顾客,店主夫妻俩在说话,自然也是外地口音。路边走过的人,边走边打电话,普通话里夹杂方言,说着自己的产品,如何经得起市场考验。这么多人来北京谋生,在北京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过一会儿那个老人又出来了,带着挺严峻的表情,能不能再省几十块钱和想有一个休息地方的矛盾在纠结,他的步态已经显出疲劳,腰身明显塌了下来,但他仍然继续向前走。常晚跟在他后面。那老人背着一个用了好多年的黑色双肩包,中学生用过淘汰下来的那种,穿一件洗旧了的迷彩服上衣,是前些年那种质量好的厚实的,袖子挽到胳膊肘上面,当成短袖穿,下身穿条厚蓝料子裤,脚穿一双黑皮鞋,鞋跟那里磨去很多。常晚前几年曾采访过一个开劳保店的人,说近几年这种迷彩服料子也薄了差了,不如前些年厚实,含棉量高。这位老人,大约七十岁的样子,短短的灰白色的浓密头发根根直立,面孔白皙,目光有神,对这个世界充满着审视与探索,从一家又一家旅店出来,他的目光更加严峻,腰身也更松懈,但他依然向前走着。

去年春天开始,报社明显缩版。从前64版,48版,32版,现在经常24版,20版,甚至有一天只有16版,越来越薄的报纸拿在手里,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人们开始传言,纸媒的严冬就要到来。版面少,用稿量也就少,有时候写好的稿子排不上版面,见不了报,没有工分,收入下降,记者们不像从前那么忙了。常晚到书画一条街去,想看看那里的行情,他家里存放的字画,能不能换几个钱。转来转去,他发现,人们都是想将自己手里的东西变现,对于收购,不感兴趣。

他转到另一条街上,到一个小超市买瓶水喝,柜台后面,挤坐了三个女青年在聊天,不时发出吃吃的笑声。

一个约六十岁的男人推开玻璃门进来,你好,他潇洒地对三人说。

三个女子暂时停下正在进行的闲聊,热烈的脸立时降温,换上对待顾客应有的表情,淡淡敌意与警惕,爱来不来。这种闹市区的小超市,生意非常好,不必要什么热情服务,也不寄希望于回头客,不得不需要一瓶水一盒烟一包卫生巾的人,自然会走进来,屈从于你的价格或者条件。小小超市,每天玻璃门推开千百回,涌进来五花八门的社会负能量,见惯了坏人坏事,年轻轻的人需要一身斗争经验,迅速成长为老江湖才能应付,几位女子冷冷看着来人,等待他说出想买什么或者问路或者咨询。

能不能给我,两块钱?我回家。那人不卑不亢地说。并非乞讨,也不解释,只是直言相告。

老板不在,他的钱,我们不能动,上面有摄像头。其中一个,看着门外,业务熟练地说,分明是见多识广,对这种人不惊讶,也不得罪。另外两人,低下头保持沉默,甚至屏住了呼吸。

那人不再纠缠,甚至清高地微笑了一下,洒脱地转身出门,来到街上,走了几步,进入另一家门面,过半分钟,又出来了。他中等身材,腰板挺直,皮肤黝黑,头发理个板寸,穿一身迷彩服,脚上白色旅游鞋,洗得很干净,左手抓着一个红色塑料袋,卷起来,里面不知装的什么,步履轻松,看不出刚刚受挫,这样的事件对他来说小得不能再小。这个年龄的男人,常常因不服老而步态夸张的轻快,走路似乎带有表演性质,为了向世人宣告,他还有能力行使男人的一切权利与功能。总让人担心他的鞋子会不会甩出去,是因为这个他才穿旅游鞋的吗?他们不愿意对老年的到来束手就擒,常常眼里放射夺人光彩,目光炯炯,火苗般扫来扫去,扫过年轻女性的脸时,速度放慢下来,回环往复,让对方心生厌恶。当然,如果他们地位足够高,钱足够多的话,情况除外。他再次进入一个门面,不到一分钟,推门出来,不知是否成功。仍然用着那种毫不在乎的步子,继续向前走,扭头看向路边的小店,判断哪一个可以进入。等到他第六次从一家店里出来,常晚站在门口。老哥,抽支烟。常晚故作闲人状。那人上下打量他,伸手拿过常晚递来的一支烟和五元钱,烟放嘴唇上,钱装裤兜里,向他笑了笑。常晚打着火,先给他点上。那人深深吸了一口,有些挑衅似的,向着常晚的脸吐出烟雾,傲慢地问。

咋?跟踪我?

不敢不敢,闲转哩,有点小好奇,想知道老哥是何方高人。

你哩?哪儿的?弄啥的?他像一个真正的老闲人一样,扎起架势反问常晚。

我,闲人一个,有机会了写个稿子、访谈啥的。

你想访谈我?

要是愿意,就谝一下嘛。两人站在路边,看着街上来往的行人,快要抽完了烟,常晚问,你这样,每天能挣多少?

靠这挣钱?早饿死了。实话跟你说吧,老哥是耍哩,穷开心,权当社会调查,看看世态炎凉。那个超市,挣那么多黑心钱,两块都不愿给,啥东西嘛,都不怕我晚上拿砖头把门给他拍了。老哥当年满地拾钱的时候,这些碎怂们还不知在阿达哩。他用手挥一挥小街上行走的人,似乎这些人都得罪了他。

那是那是,一看你老哥这势,肯定有来头。其实他心里想的是,笨狗扎了个狼狗势,老城区这样的人多了去,从年轻混到年老,成了滚刀肉,越老越坏,人称老皮。

来头不是一般的。被他一夸,更加自得起来,那人在路边蹲下,常晚将手里报纸铺开,在路沿上坐下。

七年前,本地晚报的社会版有一个整版报道,一名五十多岁的曾因诈骗罪入狱的农民,释放后不思悔改,冒充国家干部,骗取女子的钱色。这个农民同时与两个女人同居,白天夹着公文包去上班,晚上按时回家,每天包里都有文件与合同,称自己下属单位的公司有很多生意要谈。他平日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衣服也都是洗净熨好再整整齐齐放在柜子里,做的饭菜也很可口。在那两个女人的眼里,他生活讲究,挺有情趣,阳台上种着花花草草,施肥浇水,经管得挺好,有时候下班回来会买一束鲜花,每天给花换水。他还时常出差,怎么看都是个干部模样的人。他给两个女人都说他离了婚,房子给了前妻,而单位的房子还没有分下来,只好先租房。他其实每天出门在外卖小商品,维持基本生计,然后,再想浪漫一点,档次高一点,那么就从这个女人那儿骗来的钱,花在那个女人身上,他从这个女人那里,出差到另一个女人那儿。这样,两个女人都觉得他混得挺好,蛮有经济实力。事情败露在其中一个女人知道了另一个女人,本是想去抓第三者,俩女人见了面,拉开架式要谈判一番,相互说着说着,突然觉得自己莫不是遇到了传说中的骗子,于是这俩女人分别回去,到男人那里取证,联手将男人送进了派出所。报纸上还有那个男子的照片,确实一幅挺讲究的模样。可是常晚没看过那张报纸。

迷彩服告诉常晚,他刚来省城时候,最羡慕老闲人这个称谓,可他不够格,他只是个农民,也不够老。不安心在家种地,最爱到处流窜,四处为家。而闲人是特指这个城市里的某一种人,那时当城市闲人是他的最大理想,宁做城里一条流浪狗,不当村中一个体面人。他有的是聪明才智,可总是用不到正事上。当年想考大学,老是差了几十分。他妈常给人说,我这儿子,除了学习不好,啥都好。那个年代,考不上大学,意味着你走不出农村。可他敢为人先,远在乡下人还没有大面积涌向城市的时候,他就夹个人造革公文包行走在省城大街上了,吃香喝辣的日子也很是过了一些。跟着几个没有固定住处的闲人倒腾生意,事情没弄好,翻把了,判刑了,家里老婆离婚了。

妈的,就判了两年半,她都不愿等,拉屁倒,我还自由了呢,彻底不回老家了。我跟那些女人,要说是骗,也不完全属实。实打实过日子总是真吧,我天天回家总是真吧,晚上搂着睡觉总是真吧,打电话发短信说着买菜做饭下雨了关窗子,家长里短家务收入花销这一切,都是真吧,她们爱我也是真吧,啥甜言蜜语没说过。俩女人中,只要有一个帮我瞒下来,保住我,就没事。命背,都翻脸不认人,全都忘了我对她们的好。

给你说实话吧,我常常都不觉得那是骗,做这一切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感觉,这就是我的生活啊,我是如此热爱生活,爱那些女人,爱她们对我的信任。其中一个总想跟我结婚,绕着圈往结婚话题上引,我何尝不想结婚。我常常觉得有两个我,街头卖小商品的我是我,包里装着文件下班回家的我也是我,有时候我站在政府门外,就想,我到底有没有在这里头上班呢。回家用钥匙打开门,女人把饭做好端上桌,俩人边吃饭边看电视,对着里面的新闻发发议论。这不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一直小心维护着,想一直这样过到老,咋会有假呢?有一个,一看爱情剧就靠在我肩上,说她总算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噢,那你说,既然爱情是真的,那咋一说我是骗子,爱也就没了呢?她爱的到底是不是我这个活生生的人?

假如我爹妈没有把我生在农村,假如我考上大学出来了,假如给我一个平台,这城市有我的一个岗位,啥事业我干不好?要是我有钱,要是我真的是一个副处级干部,那些女人不是上赶着来吗?经常我都忘了自己是在行骗,都几年了,平安无事,这不就是我的生活吗?唉,现在想想,不该贪心,要是指着一个过下去,那不是好好的吗?啥骗不骗,人生不就是一场骗,哄高兴了是爱情,哄不高兴了那就是骗。我一直认为,我没有犯罪,是谁把我的生活弄错了。

唉,也没啥,这不是,关了几年,又出来了。给你说,老哥我改造好了,牢狱饭不好吃,那地方再不能去了,年龄大了,死到那里头就麻烦了。多活几年,多看看这个花花世界。我现在,就做点小生意,生意不好了逛街,连带着拾几个零钱。我骗了吗?我啥也没说,只说我回家,就两三块钱,给了给,不给拉屁倒,谁还为这报警立案去。

好像就是眨了个眼,就六十咧,老汉咧,你猜咋,上个礼拜在路上遇到前几年抓我的警察,问我这几年再犯事没,我说没有,彻底学好了,现在是守法公民,不信你回去调我的资料。他就问我想不想把户口转来,说是要成立直辖市,人口得过一千万,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几个户籍指标,必须完成。先开始规定的要有大学文凭,其实,大专也行,高中也行。我老天,还有这等好事!我当天就跑回老家,想把户口迁出来,一夜变成城里人,美成啥咧。可是村里人都劝我,好事能轮上你?你户口一迁走,家里地就没咧,听人说,要通高铁,高铁站就建在咱村边,占住谁家的地,给赔好多钱,到时地也值钱,房也值钱。而你到了城里,超过六十了,又不给交养老金,两下里划不着。把他家的,这把人难为的。这城市啊,不需要的时候恨不得把你撂远,又是无业游民咧,又是盲流咧,啥难听说啥,需要你来充人数的时候热情得很,啥条件都没咧,就想一下搂到怀里,听说几分钟就能办好落户,当年咋敢想能把户口迁到城里来。现在能迁咧,农村户口可又值钱咧。唉,咱咋啥都赶不上。

老哥你经历丰富很,叫我说你也不完全是个坏人,用我们行业的话说,从你身上折射出改革开放的进程,映照着时代发展。

发展屁哩,背得不像啥咧。那人抽着烟,看着街道景色,眼睛里却是莫名的欣慰与喜悦。唉,人背不能怪社会,反正迁不迁户口,我也要老死到这城市里,将来死咧叫警察拉到南郊的火葬场去烧了,灰一撒拉屁倒。不能生到城里,我死到城里,总能行吧?

常晚的稿子写好后,却没有通过终审,报社领导说,从这个人身上看不到社会正能量,格调也不高,再怎么说他也是一个骗子,法律都定了性的。他给经常联系的几家杂志投稿,人家也是不登,说讲述了一个罪犯的故事,导向有问题。

此刻,北京街头这个穿迷彩服的老人,他再次进到一家店里,等了一分钟,走出来,努力直起腰身,茫然的脸上更添一丝愤懑。

一个不是军人而穿着迷彩服的人,差不多就是一个失败者了。

老人其间还掏出手机,停下来,可能在回微信,是告诉家人,他快要找到住的地方了吗?

常晚观察了这么长时间,认定他不是坏人,坏人一般不会如此心疼钱的,他们常常不惜违法犯罪搞来钱,只是为了一下子挥霍掉。而这个老人,为了省几十块钱走了快半个小时,不屈不挠地一家一家这样问下去。

常晚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那个老人又从一家店里出来,他递一根烟给他。对方没有接,警惕地瞅着他,用中部方言说,我不吸烟。常晚多年的记者生涯,知道怎样跟陌生人打交道,他笑笑,问,大叔你看我像坏人吗?

那人也笑一下,但还是挺紧绷的,眼睛闪出尖锐的光,上下打量他。

我就住在你早先问过的那个旅馆。

你跟我这么大老远,想弄啥哩?那人眼里现出一丝愤怒。

我到这边办完事,刚好又看见你。还没找到合适旅馆?

对方有点尴尬地笑笑。

大叔来北京干啥哩?常晚尽量用拉家常的口吻说。

送孙女上大学,后天回家,想随便凑合两夜,实在不行就睡火车站广场去。他说得有点赌气,分明他不是那种去睡广场的人。

常晚说,我住的标间,有两张床,如果你不嫌弃,晚上可凑合一下。看你这样,睡觉不打呼噜吧?反正我一个,能有人聊天,也挺好的。那人再目光闪亮地看看他,像探照灯一样想把他照个清楚。两个男人站在路边,彼此都有点光脚不怕穿鞋的坦诚,亮出自己局面:你看,我没啥可丢没啥可惦记的,你还能把我怎样呢。 那,晚饭我负责管了。那人语气柔软下来,四下望望说,刚才好像路过一个庆丰包子,咱晚上吃包子吧。

行,想必你也累了,可以先回去休息。

好好,那人立即同意,他急于想有个落脚的地方。

两人很快走回旅馆,常晚给前台服务员说,他等的朋友来了,让那人拿身份证登记。那人似乎也很愿意这样做,彼此的防线又撤除一些。他用着守法公民的坦然甚至是小小急切,从包里拿出身份证,交给服务员。常晚扫了几眼身份证,没看真切,上楼的时候,那人将身份证递到他眼前,又让他仔细看了看。名叫何新政,比常晚大二十岁,来自一个省会城市。

何新政倒在床上,将黑色双肩包和被子枕头靠在身后,很快睡着了。

常晚把电视调到静音,看了两集连续剧,那人还没有醒,瞅了几回,他只是如此放心地在一个刚认识的人身边安睡,有些扁平的脸被电视画面一会儿染成红色,一会儿又涂满蓝色。他一动不动,双手交叉扣在肚子上,呼吸均匀,胸口微微起伏,像一个柔软的雕塑。一个男人可以睡成这样,就像,就像死去一样。自己睡着时也是这样吗?如此恭顺,如此依赖,对世界没有了一点戒备和抗争。一个人竟然从来看不到自己的睡相。眼看六点多了,常晚轻轻关上门,下楼去到刚才他们路过的庆丰包子铺,买了十五个包子,两碗稀饭,塑料袋里提着回来。他觉得,两个不太熟悉的人,面对面坐一起吃饭,毕竟有点不自在,不如靠在床头,各吃各的。 房卡开门声,使何新政惊叫一声,起身看了看四周,缓过神来,想起自己为何睡在了这里。哎哟,不是说好了晚饭我请吗?这咋一下子睡了两仨钟头?昨晚火车上没有睡好。他进到卫生间关上门,一会儿出来,拿出自己包里塑料袋装着的洗漱用品,进去洗了把脸,说,你等会儿啊,我出去给咱再弄点吃食。

他拿着手机,以那种拦不住的架式出去了,双肩包留在床上,拉链还保持开着的状态。常晚扒拉一下包里,只有一件破旧的上衣外套,一件长袖T恤。

十来分钟后何新政回来,提了两个凉菜,两瓶啤酒。说都是给常晚买的,他不喝酒,也不吃凉菜,他胃不好,只吃几个包子,喝一杯稀饭。

何新政的孙女今年考上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也是他当年就读的学校。在儿子儿媳商量着送孩子来开学的时候,他突然说,他也一起来,到北京看看,大学毕业四十多年,再没有来过北京,这次他一起来,看着孙女入学,然后他就自己行动,不再跟儿子儿媳一起走。儿子知道他的脾气,也就听了他的,夫妻二人已经买好今晚返回的车票。

何新政年轻时候,应该是个长得挺排场的男人。七十年代,作为工农兵学员,走出农村,进了北京城的高等学府,毕业后分回家乡的小城市,后来调到省城一家企业,唯一不好的是上大学前在家就结婚了,妻子是农村户口,夫妻分居两地,给他生了一儿一女,后来虽然到城里来了,妻子却没工作。两个孩子还好,都上了大学,有自己的出路,夫妻俩日子过得还算平静。不想九十年代末,企业破产,人员全部下岗回家,工资停发。一下没了收入,儿子面临结婚、买房,他拿不出钱接济,儿子也没钱给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傍晚去菜市场拣烂菜叶子,去两站路外一个家属院扫地,还摆过几天地摊,跟市容人员在街上打架,东西被没收。苦熬十年,直到六十岁,单位给办理了退休,才拿到退休金,一个月两千多块,夫妻两个吃饭倒是够了,但想有存款就比较困难。老伴前年脑梗,住了一次医院,出院后,人变得呆呆傻傻,连现在是哪一年哪一月都不知道,就只每天做饭,吃饭,拉话,看电视。

常晚想起奶奶说的话,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现在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的男人,只能困守在别人的房间,靠在床头吃包子,喝稀饭。那么他自己的行动,都是什么项目呢?

何新政说,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街看一看,有空的话,再回到母校转转,看看孙女。

故宫想去吗?

何新政沉吟一下,说,掏钱的地方我不去,上大学时候去过了。

一起去吧,我给你买票。六十岁以上是半票,就三十元。

那多不好意思,让你掏钱,咱俩萍水相逢,你叫我住在这里,已经很感谢你了。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很紧张,都像防贼一样防着别人,你没看电视上,成天说的都是咋样防人。

是我请你陪我去,我一个人,也怪没意思的。

按说你该喊我叔哩,你比我儿子也就大了不几岁,可人到了社会上,还是称兄道弟好一些。当年我们上高中时候,搞大串连,天南海北,都叫革命战友,现在这样叫,不合适了。我说小老弟,你是来北京出差跑业务?那是每天发补助的,你住这小旅馆,就能省出不少差族费,我们当年出差也是这样,拣最便宜的旅馆住。这样好,出一趟差,还能挣点钱。

常晚不得不承认,他跟着这个人,偷偷观察他,请他来与自己同住,其实是想找个人说话。这样一个后天就是陌路的老者,今生永远也再见不到,可能是最好的倾听者。他跑下去买来酒菜,就是为了让常晚吐露心声吗?他坚持喊大叔,而这人称呼他小老弟。

电视画面还在闪烁,帝王伟业仍在继续,平叛乱,捉鳌拜,这些跟老百姓远得犹如天上的事情,人们为什么迷恋、好奇、激动?说来说去,还是对帝王将相感兴趣,普通人,哪怕住在陋巷,吃着菜根,贩夫走卒,三餐不保,却始终心系庙堂,操着国家大事的心,时刻准备着接到通知,洗把脸换身衣服,出门去过那种似乎能立即进入角色的伟大生活,就像这位老人,说起时政新闻,立即热情地发表见解。窗外的北京城快要安静下来,差不多每个人都回到和将要回到属于自己的房间。而常晚离开自己的城市,花着自己的钱,坐着火车来到这里,就是带着迷茫与失落,想在远方寻找到什么。男人不必时时坚强,也做不到战无不胜,常晚是一块被失败鞣制得温顺厚实的皮革,是生活和好的一团面,已经足够温柔,但还需要再醒一醒,揉一揉,擀一擀,捏制花样,变得更加合乎要求,而这鞣制的过程,擀碾的步骤,也包括向另一个混得不怎么样的男人倾诉吧。甚至,他潜意识里可能还盼望着一些意外,一场事故,这个男人刚才说那些都是编的,他压根就是一个骗子,一个作案分子,趁夜里他熟睡时拿走他的东西,或者在撕扯中打伤他,派出所的人来,将他带走,他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被人询问、指证,解释为什么跑到北京来,为什么将一个陌生人带回自己房间。总之,应该有个什么事件,不管是好事坏事,进入到他沉寂的生活之中,打破一下目前的局面。

电视一直是静音状态,帝王将相们只张嘴,不发声,因为他们都在听一个男人的讲述,一个失败者的懊悔。常晚后悔,他没有利用前些年多考几个从业资格证;没有巴结好报社领导,混个部门小头头,免于被裁;没有经济头脑,将那些结识多年的大腕们哄得高兴,为他所用;没有利用记者身份编织社会关系网,给自己打造一个平台;没有在纸煤倒塌之前,跳到更好的地方;没有趁着年轻脑子好,多多读书,成为一个饱学之士;甚至没有在前几年,敢贷款多买两套房子,今年突然增值。总之总之,当你明白一切的时候,是晚了的时候。人生是一场竞技,力量不够的人,会被痛打几拳,扔下场来,擦着嘴角的血,默默离开。

何新政静静地听着,不插话,不提问,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但分明,他是懂了的。电视里的宫廷争斗告一段落,广告无缝对接,一个年轻人立即跳出,为一瓶饮料而歌。彼此沉默了一会儿,何新政慢慢说,你们还算好啊,遇上好时代,信息流通,早早明白了很多道理,我们那一代人,对于上面的说词,完全相信,对于社会的看法,也都按照上面说的来,对会议上、新闻里说的,没有过一丝怀凝,基本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想过问题。我是到六十岁了,才明白过来,才把这个社会看清看透。晚了,什么也做不成了。叫我说呀,今后孩子上大学,不要学工科,工科保不准哪行业好了哪行业坏了,学到了倒霉行业,说不行就不行,叫你立即倒闭,失业,没饭吃。理科好,文科也保险,富不了,但也穷不到哪儿去。我这孙女,我建议她学中文,中文是个万金油,哪儿都能抹一下,女孩家,轻轻松松,工作也好找。唉,不听我的,儿子儿媳也都不听。算了,管不了,儿孙自有儿孙福。

我的心可没有老,还总想着干点啥,单位破产这十来年,尝试过很多。一开始,我设计过一个煤气阀门,安上后,省煤气,简单易行,就是一个小小的弯管,在我家煤气灶上试过,省百分之十几的气,这我都有详细的纪录。跑了省上很多部门、单位推广,没人认可。我们搞设计的,东西不能直接转化成产品,必须得有工厂上马制作才行。后来,还给出版社干过校对,想着我设计图纸那么精细,干这个肯定没问题,可没想到汉字那么复杂,一个字有多种用法,看着是对的,一查字典,是另一个。保证不了时间和质量,人家也不用我了。我还自学过法律,帮人写状子,打官司,但又有了司法考试,考不过的,不能公开从事,只能背地里帮忙。我试了两年,没考过,太难,通过率才百分之十几。我还给报社当过信息员,就是看到街上哪儿出了啥事,赶快给报社打电话,他们采用后,根据反响大小给我钱,三十五十的,不稳定。后来又有了网络,人人都是自媒体,报社连信息员也不需要了。这两年呢,我又想回到老家磨面粉,你不知道农村人现在也懒了,怕出力,面都是买的。我们县上有个面粉厂,磨之前麦子拿水泡泡,磨出的面粉压秤,都是潮的,拿手一抓,能结块状,放家里都发霉。我就想买一套旧设备,在自家老宅院里磨面,保质保量,就不信没有人来。可村里人都说,不行。为啥?我家不临街,过道窄,农用三轮车进不去,就离街上三四十米,都是问题。关键是孩子不同意,说太辛苦。想想也是,我快七十的人了,自己拿不下来,雇人吧,也划不着,再说农村现在没有劳力,都外出打工了。

总想起俺娘说的话,钱难挣,屎难吃。你不知道现在社会,人心都坏了,坏完了。农村里也都是坏人,总想沾你的光,想着咋咬你一口。我想开磨面坊,他们现在说风凉话,如果真开起来,要是挣住钱了,他们就会想法坑你,坏你的事,叫你弄不成。

找来找去,就不信没有我能做的事,我就该一辈子受穷?其实这次到北京来,是听说我一个亲戚的小孩,有点手艺,在这儿揽活,给马路上铺地砖,管吃管住,每天工钱二百多,我想到他那儿看看,跟他学学,我能设计图纸,难道还铺不了地砖?肯定铺得比他们好。

常晚说,可你是个技术人员,名牌大学走出来的,怎能干那活儿呢?那是民工干的活儿。

咳,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挣钱就行。一个月要是落四五千块钱,那多好的,我从来没有一个月拿过那么多钱。他眼里闪出光彩,好像钱已经到手的样子。

嗳,那你回去后,打算做啥呢?何新政突然问常晚。

不知道,开公司或开店,没本钱;再就业,没有年龄优势;回老家去上班,不甘心。

要是开个小店,卖生活用品,倒是稳定,可你一个大记者,面子上也下不来吧?而且见天捆死在那儿。你不像我们,破产企业职工,人也老了,干啥都行,只要挣钱。何新政说出了问题实质,常晚也不反驳。何新政继续说,我是说呀,你要有啥新的事业,有适合我干的职务,我就去投靠你。我会画图纸,搞设计,工作认真,身体还好,跑腿也没问题。我这个人呀,没有坏心眼,就是脾气倔,性子急躁,这我自己清楚,所以总是吃亏。

两人说话到很晚,常晚两瓶啤酒细水长流地下到肚里,晕晕乎乎,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

天亮了,从各自的床上醒来,发现一切安然无恙,两人完全放下了戒备,像是一家人了,相互招呼着,吃了昨晚剩下的包子,喝了开水,一起出门。何新政出发前烧了一壶开水,揭开盖子,拿牙刷支着,晾得不太烫了,倒进自己的塑料大水杯里,确保他外面一天喝。在前台服务员的注视下,两人一起走出去,就像所有出差来京的人一样,早出晚归办事情。何新政见常晚没有带水杯,便在旁边小店买了一瓶水递给他,说到了景点可能会贵。还买了一袋面包片,两个小火腿肠装在背包里。

去往地铁站的路上,何新政对北京的市政、行人、建筑、警察等等进行点评,多是批评嘲讽的语气,堂堂的首都北京竟然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做好,让他这个早年在此求学的人失望。地铁安检处,工作人员让他们把水打开喝一口,常晚乖乖听从,何新政举着水杯大声质问,难道我这是危险品吗?你摸摸,还温着哩,我们外地人到北京来是参观学习的,难道是什么危险分子吗?工作人员不与他多言,总之不喝一口不让他进,何新政大有不理论一番不罢休的架式,双方僵持下来,挡住了后面的人。常晚劝解一阵,何新政很生气地喝了一口水,狠狠拧上杯盖,通过关口后,又回过头拿手指点着工作人员,低声咒骂,令常晚吃惊的是,他的咒骂非常凶狠,仿佛有深仇大恨。

地铁上,两人并肩而立,过了几站,何新政突然转头说,你说说中国人贱摆不贱摆?这地铁上,半拉外国人都没有,偏偏要放英语,人家外国的车上,外国的旅游景点、公共场所,给你放中文不?拿你中国人当回事不?当年我评工程师职称,为个英语过不了关,整整折腾了三年。你说说,中国人为啥非得学英语?常晚笑笑,没有接他的话。他突然严肃地问,刚才地铁票,多少钱一张?来回票钱记下,我回去给你,说好的是给我买故宫门票,地铁票我自己出啊。常晚说不用不用。他执意问多少钱,常晚报了票价。他说,噢,在我们那儿,地铁也是计站的,但公交车全部一块钱,坐一站一块,跑几十里地还是一块。前些年,我们有个市长说了,要让老百姓得实惠,从那时候起,市内公交车,不管是普通的还是空调的,都是一块。哼,都愿到北京来,北京有啥好的?他愤然说。常晚发现,何新政对社会上的事情有着一股强烈的参与愿望,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他发表完意见,马上就有人付诸行动将其调整过来似的。有愿望的人,常因这个世界没有把他想要的东西拱手送到眼前,没有按照他所期待的方向发展而愤愤不平。这个何新政,有那么多力量用来愤怒,很小一件事,都会让他发脾气,还没有走到故宫,他已经跟人吵了好几架,锐利的目光看向四周,然后用宏亮的嗓门展开批评。常晚觉得,这样一个老愤青,竟然能平安无事,不挨打不出事故,全仗着周围人讲文明有涵养让着他,那么常晚,也决定将他忍让到底。反正他又不是什么坏人,他只是,对,他只是人穷脾气大,他对于这个将他抛弃了的世界,如孩子般踢打哭闹。

在故宫里,何新政安静下来,不再抨击时政,大概是觉得对于几百年前的事情,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他在那些大殿、廊道、花园驻足,似有沉思,凡有文字的地方,他都将自己变成一个认真的小学生,停下来伸着头仔细地看,小声念出来,还掏出本子,将一些数据记下,好像他要以此为参照回去搞什么工程似的,煞有介事地背着手,用脚步丈量大殿的宽度,口中念念有词,遇到有人挡住了他的脚步,他用严厉的目光看着人家,谴责人家破坏了他的丈量,走到这头后,再走回去重新来一遍,拿本子记下来。他脸上认真的表情让人觉得这个地方与他有什么重大的关系。刚才在天安门西出地铁站,他一定要走到西华门去看一看。伸着头,探着身子,脚下不小心踩着了警戒线,门口的警卫指挥他,向外走,不许踩线。他后退两步,站在一边,用严肃的表情看着警卫,好像随时会跟人家上去理论。常晚吓得拉他快走,他站着不动,说,看一看怕啥哩。他静静地站了好大一会儿,似乎希望里面碰巧走出哪位领导人,能让他刚好看见,作为此生的重要谈资。故宫里的常晚被人流推拥,走着走着,不见了何新政,回头看去,也望不到人,常晚走回一段路,见何新政站在一个台阶上瞭望,脸上表情是坏了大事的惊慌失措。是他又停下来纪录什么而耽搁了。两人这才想起,还没有加微信,赶忙扫了微信,又存了电话号码,说再走散了,就发定位,打电话。到了中午,何新政掏出面包片打开来,又给常晚一根火腿肠,两个人边走边吃,吃完喝水,何新政为他这个英明决策很是得意,说,咱吃点东西,就不饿了,可以安心参观,来一次不容易,好好看看,下午闭馆时再出去。

两人归来,天快黑了,都很累,尤其是何新政,毕竟快七十岁的人了,躺在床上长长地出气。刚才路过庆丰包子店,他抢着买了十个包子,还给常晚买了一瓶啤酒,一份花生米。两人回到房间,先歇息再吃饭。

吃着包子,继续看电视里的帝王伟业,何新政问他,后天飞上海的话,怎么去机场。常晚说,准备打车去,提前叫好了顺风车。何新政说,要不这样吧,我也晚走一天,明天我去亲戚小孩那儿去看看,后天我去机场送送你。常晚忙说不用不用,这里离机场很远,你回来要倒好几趟地铁,太麻烦了。何新政说,你听听我这安排行不行,后天咱俩一起退房,一起去飞机场,送走你,我直接去火车站,我回去的火车是晚上的,时间宽裕得很,游游逛逛,我不坐高铁,没意思。常晚问他,那你买到卧铺票了吗?现在暑期高峰,不好买哩。他说,要啥卧铺啊,无座票都行,车站随到随买。见常晚用迟疑的目光看着他,他羞涩地一笑,突然像个孩子,说,我没有坐过飞机,想去机场看看。

第三章 励志姐

在上海下了飞机,立即感到空气的湿润,云层低垂,甜腻的热。常晚乘了地铁10号线,坐了十几站路,上到地面,在那一带转悠。他上次来出差,采访上海书展,就是住在这一带老城区,还在思南公馆听了一场文化访谈。上海这么大,不可能转遍,到曾经来过的地方,会有一种亲切感和安全感。

白天风如细绸,夜里灯火温润,上海时时处处让人迷恋,而他怀着一种莫名的感动与酸楚,好像这座城市理解与包容了他的失败。看着那些历经风霜却仍然呈现尊贵的老建筑,那些掩映在梧桐密密树阴里的窄小街道,都是单行道,汽车快速地开过,他竟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是大上海这部电影里的一个临时客串小角色。一个中年男子,西装革履,体态矫健,从一座楼里出来,快速跑过马路,用手压着没有扣扣子的黑西服下摆,使它不至于飘飞起来失了体统,他要冲到马路对面打那辆差点跑掉的出租车。

常晚有一个恶作剧般的心理,想伸出手指,戳一戳上海,看她有什么反应。上海报他以平静的面容,不怒,不笑,不嗔,不理。在一个路口,他看到一个老人,奋力蹬着三轮车,拉着一车破烂东西,细白松弛的面容,因为热而变得粉红,淌着汗,掀起衣襟擦一擦,从他身边经过。上海人的长相,有好几种类型,而这位老人,像选项填空一样,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其中的一种。上海也有穷人。他为这个发现有一丝窃喜。这个让全国人民眺望的城市,竟然也有失败者。不但有,还会有一大批,一定的。他们都在哪里呢?这个蹬三轮的老人是吗?他想拦住他问一问。老人离他很近了,三轮车快要蹭到他身上,是一车斗建筑垃圾。老人用全部力气和这一车垃圾在较量,这使得他面呈悲壮。劳作的人,自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庄严,让人不能亵渎与打扰。

常晚决定继续在街头寻找。上海人高傲,看不起外地人,攀谈可能性不大,那就默默观察吧,不需要询问,不必征求他们意见,常晚自会看出,谁是失败者。

很多街道都很窄,显得楼房更高,他突然想起一首诗,他采访过的一位诗人写的:我从上海啥啥酒店二十三层的窗户望出去/啥啥酒店,啥啥广场和啥啥展览馆/把时间扭曲在一起/这个早晨闷热而华丽/我以外来者的眼光/对它漫不经心地一瞥/看见了上海的中心地带/在潮湿的八月里谨慎地涌动/并成为这个时代的脚注……诗里那些酒店名字,广场名字,常晚都忘记了。显然,这是一位成功者写的诗。每个人的人生格局与眼界,其实都在你的诗句里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长城内外,一个普通人,断然写不出这样的诗句,如果常晚会写诗,他顶多写一写家乡的小河,夜晚的灯光,母亲劳作的身影,妻子疲倦的眼神,再开阔一些,是吹过树林的风,感情无限延伸,把夜色拉长,累了,就停下来,和石头一起沉默。可人家不经意间,就瞅见了上海的中心地带,就成为了时代的脚注。肯定是住在了上海的繁华地段。

前年,那位诗人来常晚的城市为新诗集做签售活动,在诗歌已经不景气的情况下,涌来的读者坐满了书店摆放的凳子外,还站了密密麻麻一圈人。对谈之后是签售,面对排了几十个人的队伍,诗人不急不慌,在每一本书上都一笔一画地签上对方名字和自己名字,还与读者间或说话,当他余光看到有手机拍照时,会适时抬起微笑的面孔,挑战一下人家的抓拍水平。人群慢慢蠕动,他似乎很享受这个队伍,每一个笔画从容不迫。常晚那本签名书是提前半个小时在书店楼上贵宾室采访时签的,书店提供的书。诗人要乘三个多小时后起飞的航班,但他没有一点着急的样子,因为他知道身边的人都在为他服务,也知道这年头追诗人的人,毕竟有限,统共也就百十来人。当他签完最后一个字,起身离开,汽车就会在书店门口等他,他的箱子、提包也不用他操心,那种从容的样子,让人觉得飞机也会等他的。

而常晚怎么也生不出俯视上海的豪迈,他住的是一家小酒店,统共四层,没有电梯,楼梯上贴的二十年前流行的粉红色瓷砖,好几个地方被磕掉一块,疤疤拉拉的,露出里面的水泥。房间很小,横长的一扇窗户,高高地悬在墙的上方,开窗关窗的时候,要站到床上,并且窗户外面是另一栋楼房的墙体,视线出去几米就被切断。酒店有点落寞地待在一条小街上,里里外外到处呈现着为省钱而迁就的局促,当然也有着为像他这样人而等候的贴心与平易。你尽可以出门到街上,去感受大上海。

路边一个小小的敞开的水果店,房顶很低,大个子进入都有点窘迫感,门口小桌上,一次性塑料饭盒里,西瓜、甜瓜切成块,放了一个塑料叉子,蒙了塑料薄膜。他问了价,忙碌的店主是个五六十岁的男人,正在给另一个顾客称桃子,告诉他,十五元一盒。可够贵的,再一想这是上海繁华地段,他好几天都没吃水果了,便拿了一盒甜瓜,走进去交钱。店主又要给另一个人打开冰箱拿冷饮,恨不得再长出一只手,先在冰箱旁边的墙上,扯了个塑料袋要帮他装好,他说,自己来吧,店主转身开冰箱取东西了,他在一筐桃子上面,用塑料袋装好那盒甜瓜,将十五元钱放在桃子上,走出了低矮的小屋。店主的声音突然追出来,哎你把十五元钱给我付在哪里了?微信扫了吗?他叫得是那么急切、投入,十五元钱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比上海自贸区建设,比全球石油价格浮动要紧多了。他说的是上海普通话,这个地段的人都知道,出没于此的,多半是外地人。常晚又走回店里,指给他看桃子上的十五元钱。店主拾起钱,立即满面笑容,连说了两个对不起,还对他挥挥手道了再见。他很想问问对方,你感到过失败吗?甜瓜卖这么贵,挺挣钱的吧?但那人又给另一个顾客称葡萄去了。上海人务实,忙着挣钞票,没有时间考虑成功或失败。

这么大的上海,竟然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他如一粒尘埃飘浮。第二天傍晚,街灯刚刚亮起的时候,他路过一个国际品牌折扣店,站在马路这边望向对面,富丽的颜色很是迷人,关键国际品牌和折扣两个元素,很吸引人。他等待几辆汽车快速驶过之后,过了马路,进到那家店里,是卖皮鞋和皮包的,价格是挺便宜,但全是仿制的品牌,因为有一个女式皮包,他去年听到报社两个女孩子议论,从美国代购那里直邮,一千多元,国内商场卖两千元,而这家店里,要价三百二,还能打折。上海人也卖假货,这个结论让常晚再次心中窃喜,又莫名地一暖,大上海多么有人情味啊。他拎起那个包,左右看看,想着要不要给妻子买一个。中年男店员走过来介绍说,这是这个品牌最受欢迎的款式,能直背能斜挎。说着掏出包里面的长带子,从两边扣上,提起来给他看,确实很精巧,关键是价格便宜。常晚有点动心。但他面色平静地问,还有别的样式吗?这个稍微有点太简单,我爱人可能不喜欢。再用挑剔的眼光看去,这冒充名牌的皮包,不知怎么就显出一点削薄与贫气,这种样子在正品是简约,在仿品就是简陋,跟二三百的价格,倒是蛮般配的。常晚听人说,现在很多女士都背高仿的包包,一般人看不出来,只有自己知道。

这是经典款式呐。那男店员说,你真心要吧?还有别的样式,旁边库房里有的。常晚表示感兴趣。男店员叫前面给人拿鞋子的一位女店员说,你带这位先生去库房看看好吧。他走过去接替女店员的工作。

两人出了店门,到后边巷子,拐到背面,钥匙打开门,进一间屋子,女店员路上已经问了常晚,你想要哪一类的。常晚说,皮的,软的,轻的,能背能挎,能装东西。他上个月听妻子说过,她想要一个这样的包,出门买菜办事时,能把胳膊和手腾出来。女店员已经打开灯,一个包与箱的小世界呈现眼前,行李箱立了一地,形成一个平台。女店员揭开帘子,从里间拿出几个包,嘴里说,软的,轻的,斜挎的,能装东西的,立即四五个包出现在平台上,红的,黑的,绿的,蓝的,给常晚说,你慢慢挑啊,我微信上生意来了。她坐在一只凳子上,低头看手机。常晚从那几个中挑出两个,比较来去,干脆拍了照片,给妻子发去,怕她没有及时看,又打电话,假装信号不好,走出门外,小声说,质量挺好的,关键是便宜。妻子用着完全信服了上海的口气说,嗯,两个都挺好的,你定吧,营业员是女的吧?让她帮着参谋一下。

于是常晚走回来问女店员,你觉得哪个好?白白瘦瘦的女店员,又是上海人的选项填空,甚至她是严格按照那种徐娘半老、文化不高、极其爱美的上海女人长的,穿件粉红衣服,稀疏的头发吹了蓬松造型,类似于早些年的爆炸头,尖尖的嘴巴,快速地说话,声音有些沙哑:看先生你的样子,很儒雅的,爱人一定也有文化,这一个墨绿的蛮好的哩,符合你所有的要求。这女人呈现出十分敬业的样子,在她看来,为了卖出一只包包值得说很多话,稍微夸张些的赞美也是允许的。常晚其实已经很满意了,南方人做什么都精细,仿也仿得挺好,他只是在两个里面拿不定主意,便假装说,到底是不是真皮的?我看怎么不像。女店员说,啊哟你说这话气死我啦!但她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倒像是撒娇,变戏法一样,手里有了一只打火机,噌地弹出火苗,对着包底燎过去,手法十分轻盈,挨上离开,挨上离开,非常快速,最终那火苗根本没有挨上,倒是吓了常晚一跳。如果不是皮的,立即就着了呀。她说。

常晚想,何不两个都拿上呢,给妻妹一个,那远在乡村的娃她姨,背上一只来自上海的皮包,将是一件多美的事?关键是便宜。来一趟上海,若不买东西,回去的路上后悔就来不及了。人在离家的时候,总是会对家人怀着柔情,那么,要不要给女儿也买一个呢?她明年大学毕业,背上一只来自上海的皮包去找工作,走向社会,多好的。关键是便宜。他将这只孔雀蓝的拍照微信发给女儿,问她喜欢不。他想,等两分钟不回微信,他就打电话,女儿很快回了,连说几个喜欢。他做这一切的时候,女店员一直在手机上忙碌。

他说,三个都要的话,再多打点折吧。

女店员说,我们打八折的,你要三个的话,给你打七折好了,价都不一样的,打完都是二百多吧。但常晚知道,这不是最终。他说,再便宜些,你这都是冒牌货。那女人说,啊哟你说这话气死我啦!我们都是正规的加工企业,得到这些品牌许可的,你看,有执照的。她从手机里调出营业执照的照片给他看。常晚兴趣不在执照上,被动扫了一眼,也没看清,那女人也不需要他看清。两人饶有兴致地进行搞价,这女人不时说,稍等,我微信生意又来了,低头对付一下手机,然后说,这一会儿做成三单生意了,我们的货走得非常好,关键是品质诶,一会儿扫个微信,你朋友有想要的,我负责发货,快递费我包了。她轻轻拍拍胸脯,发出空洞的声音,显出一种豪迈,突然又不像上海女人了。常晚觉得,她应该叼根烟卷的,对,她一定是抽烟的,不然怎么有打火机,她的嗓子也是哑的。上海人干什么都有一种敬业精神。他中午在一家小有名气的餐厅吃一碗阳春面,服务员是位个头很低的年轻女子,穿着干净的黑色绲红边统一制服,鸭蛋脸精雕细刻,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等待常晚点餐的时候,她无意识地向窗外看了一眼,沉静的面孔呈现安心隐忍又不屈不挠,她不该干这个工作,她想随时走向更精彩的生活,她甚至储备好了过那种生活的气质与涵养,上海女人的一生都为此而磨练与等待,当然如果那种生活不来的话,她还会认认真真地为顾客端饭,踏实地干好眼前的一切。几分钟后,她沉默地为他端来面条,手里拿着餐巾纸裹好的筷子,轻轻地放在他眼前。那女子脸孔长得无论如何算得上漂亮,尽管没有化妆,尽管有了细小皱纹,但仍然有一种令人尊敬的气质,阻止她有更好职业的,一定是身高原因,她穿着统一配置的平底黑布鞋,矮得坦坦荡荡,矮得楚楚动人。常晚想问问她,你是失败者吗?可那女子脸上有一种柔软的坚硬,不会多说一句无关的话,她礼貌,她得体,她尊重你,但这一切与你无关,只是她自己的事情。常晚在身后注视,她又走向另一个桌子,收走顾客吃完的碗盘。而眼前这个卖包包的女人,差不多是可以问的咯,但她那么忙,微信生意不停地来,根本没有机会讨论失不失败这个话题,会让她莫名其妙,她或许会说,啊哟你说这话气死我啦!

搞价几个来回,常晚终于亮出底牌,三个一共五百。那女人说,啊哟不行的,没有这么低的价,都是全牛皮的哩。头摇得花枝乱颤,脸上的粉也快要掉落下来。常晚咬定五百元,那女人说最低六百,一会儿又说,五百五好了。常晚说,五百,来,微信支付,我扫你。那女人说,好吧,难为情,但是你给我现金,我微信上钱好多了。常晚掏出五百元现金,放在她面前的箱子上。那女人收起钱来,给他将三个包分别装上,再拿一个大塑料袋装在一起。她锁好门,跟常晚道了再见。

常晚毫无目的地游逛两天,每天走路超过两万步,将自己走得很累,脚底板疼,再次被上海的灯光温柔地照拂着,他停下脚步仰视那些老建筑,大门里曾经进出的人,都是怎样的成功者与失败者;注视路边一个个狭窄得胖子都不好进去的小门,每一个门口,规范尺寸挂着门牌号码,不论建筑的大小与门的宽窄。他当然不敢设想,自己属于这些号码中的一个,能亲眼看到,已经很知足了,他甚至伸出手,轻轻抚摸了一下那个铁皮门牌。每个弄堂门口有一个玻璃亭子间,亮着灯光,有的里面有人,有的没有人,他拐进一个亭子间里没有人的弄堂,向里面走,一个门突然开了,出来一个男人,与他迎面走过,他并没有受到盘问,他轻轻走在影视作品和书中无数次描写过的地方,他看见那些小小的窗子,拉着窗帘,里面亮着灯光,他看到小小的窗台上,摆放着一个个小花盆,那些花盆似乎都擦得干干净净,不,是因为空气湿润,根本没有尘土落上花盆,里面不知名的花,在灯光里,静静地呈现开放的姿态。他身边经过一个女人,嗲声嗲气的上海普通话在打电话,叫北方人听了,不由得要起鸡皮疙瘩,觉得这不应该是她的真实状态,可那女人确实在说着办公室呀开会呀文件呀之类的事情。

他怀着被上海人总体看作乡下人的那种满足与获得,那种失落与忧伤,那种类似于奋进、妥贴的心情,决定回家。他来的那天就在手机上买好了明天下午三点从浦东起飞的飞机,这样将两个机场都经过了,由西到东,他的行踪穿越了大上海。

他提前四小时进入出发状态,退了房,来到马路对面的一家大馄饨小馆子吃了饭,坐地铁,换乘一次,来到机场,踏上一个严谨的传送带,将一个个程序走完,来到登机口,离登机还有半个多小时。坐了一会儿,听到晚点的通知,飞机从前站还没有起飞。

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手端相机,站在玻璃幕墙那里,抓拍飞机滑行的画面。那飞机像一只大胖鱼,缓缓地由停机坪上过来,向旁边的登机口靠拢,向伸出的廊桥上依偎过来,舱门对准廊桥。仿佛直到这一刻,这个钢铁制造的家伙,才回到现实生活,而之前在天上飞行时,只是一种魔幻状态。有时候常晚看到天上移动的那个小白点,夜晚时候,它们是一闪一闪的小红点,常晚家的院子上空是飞机航线,每过几分钟,就有一个小红点闪烁前进,实在不能想象一个小点承载着那么多人,还装着行李,装着吃喝用度,装着情感,装着思念,装着焦虑,装着成功与失败,装着一样都不能少的人间万象,莫不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超度着这一切,使他们暂时脱离地面。一系列与乘机人无关的事情,正在与他们密切相关地发生着。这个女人,可能也时常产生着类似的胡思乱想,因为她拍完照了,相机拿在手里,还是专注地站在大玻璃跟前,注视着那一架飞机。它静静地停着,与那只廊桥严丝合缝地对接在一起,廊桥就像是飞机长出来的一部分。乘客们鱼贯而出,经由这个管道,将自己输送到各个出口,由这个大楼排泄出去,奔向自己的生活。那女人穿着造型有点夸张的A字形丝绸连衣长裙,湖蓝色与白色过渡,下摆快要拖到地面,显出一点稍嫌造作的文艺范儿,刚才她走向玻璃幕墙的时候,丝绸翻卷出浩荡的波涛,此刻它们恭顺地下垂,安静得让人担心好像要出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已经不年轻的女人里面穿着一条紧腿秋裤,抵御公共场所的空调。她们的包里,一定还有一条披肩,随时会拿出来,护住容易受凉的肩膀。外人看到她们光鲜亮堂,稍一接触,就知道从头到脚,全身都是小毛病。

那女人走回来,坐在常晚旁边的座位上,确实不年轻了,脸比背影至少大了二十岁,她伸着胳膊,把相机拿得挺远,回放刚才拍到的画面,一看就是眼睛花了,当她感到常晚也转过脸在看时,她将相机移一点过来,细手指摁着,一张张闪现在两人眼前,然后她说,再好的相机,也拍不出真实发生着的画面,眼睛看到的,是那么生动立体,一拍下来,就成了死板的平面。她轻轻叹了一声。

这是一个黑黑瘦瘦的女人,脑袋尖尖,头发长长,眉眼间有一股柔软而忧郁的气质,拿那么大的相机仿佛力不胜任,她将相机上的图片倒到手机上,然后发微信群,她说她在办一个摄影培训班,群里已经有近百名学员,在线为学员们传授摄影知识,而这知识也是她自学来的。她主动提出加常晚的微信,开玩笑说,放心吧,不会硬拉你进群的,也不会兜售广告。这个年龄的女人,总是话多,每个话题都是一个线团,扯起头就没完,任什么也挡不住她们说话的欲望,不但说话,还开玩笑,还仰头张嘴大笑。

可常晚感到,这个女人,她的大笑和夸张的语调,都是为了掩饰某种情绪。平庸之辈总是喜气洋洋,满满正能量,见天提一桶心灵鸡汤,逮住谁都给灌两勺,把日常生活的每一天、桩桩件件都搞得有理有据,力争活得正确。而高雅者敏感细微,如昆虫的羽翼蝴蝶的翅膀,接收到最细小的振动与声波,长久遭受丝丝缕缕的打磨及浸润,静水深流,他们的追求和理想,在现实中找不到答案与共鸣,不免心灰意懒,疲惫而忧伤。这个女人呢,游走于两种情绪之间,要不断提醒自己,才能保持在喜乐状态,一不小心,就会跌入深流之下,所以她不时大笑两声,以排遣某种尴尬。

四十年前,她是省体操队的队员。当年挑选她时,教练希望她将来个子低一些,最好不要超过一米五八。为此专门到她家看了她父母的身材,估计她不会长太高。果真,十三岁后,她的个头不再长了,小巧玲珑,四肢修美,很符合一个体操运动员的身材。那时有一个电影《乳燕飞》,她看了好多遍,激动得快要落泪,认为自己就是娜仁花演的那个幸运儿,训练的时候,觉得自己终将飞翔而起。然而,并不是每个运动员都能出成绩,顺利地走向大型比赛场,让人们看到她在电视直播里翻杠,跳马,旋转,落地。每一个那样的人后面,是千百个失败者的身影。完美的个头并不能决定着她脱颖而出,十五岁被定论为再没有前途,终结了体操生涯。

三十年前,高中毕业待了两年业的她,参加公交公司的乘务员招工考试。文化课通过后,发放一个表格,到指定医院检查身体。除了查健康情况外,公司对身高有着要求,男一米六,女一米五五。因为这些人卖几年票之后,都是要开公交车的,身高不够的话,踩油门够不着,不利于安全。

秤台上铺了一张报纸,每个人脱掉鞋子站上去。颇有点刀下见菜、不容含糊的意思。搭眼一看个头够标准的,那位女护士也就不太认真看,随便地说,一米六二,一米七三,让人觉得她会对每一个人都这样随意一报似的。她走上身高体重秤,心里很是紧张,她的体重远远超了,因为停止高强度训练后,她很快发胖,又处于一生中最容易健壮的十八九岁,沉重的肉身,再也飞升不起来,根本看不出她曾经灵巧地运动。但人家对体重没要求,只在意身高。她想踮一下脚尖,那个负责看秤的女人按了一下她的肩膀,凑上去看她头顶,报给填表格的人,一米五三。

一周后,公布录取名单,红榜贴在院子里传达室的墙上。匆匆看一遍,没有自己的名字,再仔细看一遍,还是没有。旁边的人走了几轮,到楼上去拿到招工表格离开了,她还站在那里,将那写有三十多个名字的红榜看了好几遍。社会给她上了人生又一课,世间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名单里没有你的名字。她记得那个叫王丽娟的,并没有比她高,她当时在医院里的玻璃门前跟她站在一起,用余光看了的。因为知道有身高的要求,所以几个个头比较低的女孩子相互暗自打量。可现在红纸黑字的录取名单上却有王丽娟的名字。是不是搞错了,把我名字漏写了?她去到楼上人事处办公室,一位戴眼镜的黑瘦男人正在办理发放招工表格,还给每人一个盖了章子的淡蓝色小卡片,说,从今天起,凭这个卡,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车,等到手续办完,用这个换工作证。她问人家是不是漏了她的名字。人家说不可能,名单都过了几回,一个个对呢。她报了自己名字,人家从身后另一沓表格里翻到她的说,有传染病和身高不够的不录取。她说,我文化考试挺靠前的,我将来不开车,我卖一辈子票,还可以干别的工作,调度员,修理工,哪怕送饭打扫卫生也行。那人说,可我们招工都是按照驾驶员身高招的,这叫行业标准,知道不?说完挥挥手,那意思是让她走开,不要妨碍后面的人。有一对父女,来给女儿领取招工表格,那女孩刻意穿着一双酱黄色人造革高跟鞋,鞋跟和底子是一次成型的黑色橡胶,那个烘托她身高的鞋跟大约三四公分,衬得她娇小的身材也婀娜多姿起来。八十年代末,高跟鞋还很少见,一般姑娘家能穿一双方口平底黑色皮鞋已经很不错了,而她的这一对三四公分高的后跟,就有了明显优势。显然人家是有备而来。她又来到楼下,再次站到名单前,好像这名单在她离开的几分钟内就会有变化。传达室那位大爷变戏法似的又贴出一张正式的,刚才那个,只是预演,考验一下你们的应变能力。那对父女走下楼来,没有立即离开,似乎要欣赏一下女儿将要成为其中一员的这个大单位的机关院子,尽管经过培训学习之后,会被就近分在下面分公司里的某一个,被固定在某一辆车上,与这个院子其实非常遥远,但这个绿树成荫的小院,对她们来说是那么温情可爱。那对父女站在树下,默默看了一会儿她的背影,父亲给女儿低声说,并不比你低,你看,头顶还尖尖的,好像还能长高。那个穿高跟鞋的女孩子,收回了笑容,走到她身边来,因为之前的报名、考试都见过面,相互也算认识,只是不知道名字罢了。那女孩与她并肩站在一起,默默地看着名单,也是很想让名单上有她名字的样子,其实很想给她说,当时给量身高的护士十块钱,她就不会按你,直接给你报一米五五。她肯定会转过头,用谴责的目光看着高跟鞋女孩,或者她会直接说,你那天为什么不跟我说?那女孩会说,当时你没跟我们走在一起。张少鸽男朋友的表姐是那个医院的护士,提前给量身高的人说了,本来只是答应给她一个人帮忙,但张少鸽好心,又给我和王丽娟说了,所以我们等到最后,大家都量完,才过去的。最后我们几个主动凑了五十块钱,让张少鸽交给量身高的那人了。高跟鞋女孩思忖着,能不能说,敢不敢说,如果不说对不起这个见了几回面的女孩,如果说了,会不会有风险。她们是如此单纯,犹如一个水滴,而将要面对的社会复杂如大海。女孩咬一咬嘴唇,父亲在大门口叫她。那女孩最后看了她一眼,走到父亲那里,两人消失在大门外。

当时高中毕业的女孩子,最大理想就是进国营企业,有个正式工作。对于她来说,进星级大酒店不可能,人家除了身高外,还对身材、相貌、气质有要求,所以她很向往公交公司这样一个大单位,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让你失业的地方,城市不断扩展,公交车总是不够用。

其实,她的最终理想是考公务员,因为她家楼下一个姑娘考上了公务员,她妈整天拿这说事,可公务员考试要大专以上文凭,那么,就一边干临时工一边参加自学考试吧。

她还报考各种招工考试,假肢厂、糖果厂、纺织厂、玻璃厂,还考过报社、杂志社……她才知道社会分工如此之细,各行各业,各有门道,社会这个轰轰运转的大机器,半个零件都不能少,每个机构进人,都有着自己的条件与标准。只要沾上国营二字,她都去考,反正就是一门心思要投入体制的怀抱,有了正式单位,将来有好地方可以调动,这是她和父母的一致思路。最后她考上了市织袜二厂,一听名字就是个小单位,但总算是国营企业,进入了她母亲和她要求的正常人行列,接下来才能考虑婚恋问题,工作单位与性质也是介绍对象的重要法码,国营,大集体,临时工,这是当时青年工人的三个档次,容不得含糊。

成人自学考试规定的课程,春季、秋季各考一次,每门考试及格后,发一个成绩单,考不过的,明年再考,直到全部课程合格,拿上成绩单去换取毕业证书。还差两门课,全部都在秋季,该进考场了,她妈突然心脏病发作,进医院急救,她只好放弃考试,第二年秋天,过了一门,另一门差两分没有及格,第三年,她怀孕,要生孩子。考试日期在月子里,分明是考不成了。好在孩子早生了十来天,考试的日子,是她满月之后。她升起一丝希望,拿起书本复习,抱着孩子一边喂奶一边看书。这次如果考不过,还得等到明年秋天。她陷入焦虑之中,从而明白,所有的痛苦来自于你有追求有理想,而目前能力毕竟欠缺,手中这本薄薄的书,所考内容都在里面,如果都能领会了,背下了,怎么能考不过呢?好在月子里有的是时间,翻来覆去看书就是。

她冒着生产后的虚汗,走进考场。

那一次,你考过了吗?常晚问。

过了。六十二分,很惊险的。真是人生处处充满惊险。后来我明白,像我这样的人,是拿着自己并不过硬的现有条件,想在这社会上谋到想要的东西,那就比较困难。

接下来,她着手考公务员。可不是那么好考的,千千万万人都想进入公务员行列,录取的只是有限的几个。她都快考疲了,很想放弃,但已经考了几年,干吗不再试试呢?终于第五年,考上了公务员,她已经三十出头,由快要倒闭的织袜厂调到了区粮食局工作。

姐你还是挺厉害的。常晚由衷地说。

唉,失败者,失败者。那女人自嘲地笑笑。

进入公务员队伍,就是人生最大的胜利,怎么能是失败者?

有一种说法叫越成功越失败,因为你走上一个台阶,看到更大的世界,就感到更大的落差。公务员干了快十年,觉得这样日子也挺无聊的,每天干同样的事情,现在就知道你将来的结局,并不是每个公务员都能混上个一官半职,实现人生抱负人生理想啥的。那么人生价值到底在哪里?我常想这个事情。还没等我想明白,事情就起了变化。前些年不是喊叫着转企改制吗?号召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转成企业。好多单位是光说不动,只有我们领导,要给上级表现,率先将我们区粮食局改成了粮食公司,转眼之间,我又成了企业职工,而他提拔走了。那些面临退休的人,退休金是公务员的一半,天天咒他骂他,愿他早死。

就这样把我们推向市场,很快不行了,工资都成问题。我呢,就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开了个茶文化公司,咳,其实就是卖茶,想说得好听一些,整个什么文化。

姐,你的人生经历是很励志的。那你说,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

成功没有标准,失败也没有标准。就像是同样说没钱,有的人没钱吃饭,有的人没钱买飞机,有的人一个月挣五千元高兴得很,有的人会因此跳楼。二十多年前,我月子里抱着孩子看书复习那会儿,焦虑和痛苦,现在还记得。那时年轻,那种奋斗精神,蛮可贵的。现在常常失去那种斗志,有时候就想拉倒算了,什么也不要做了,单位里已经办了内退,孩子也大学毕业有工作了。但人总是要有梦想,有期待,你可能笑我哩,五十多了还做梦。人不能没有梦想,有梦想就会痛苦,会不安,一天不做事情,好像自己有罪似的,陷入焦虑自责之中。

那你还好,有事情做,而我呢,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常晚说。

有失败感证明你对生活还有期许,我就是常常在失败中看到希望,激发起永不服输的劲头。

语音播报不断响起,一听到他们的航班号之后是我们抱歉地通知您,就知道持续晚点。乘客们也是无奈,低头看手机,闭眼打瞌睡。已经晚了两个多小时,但二人因为谈得投入,并不觉得烦恼,好像机场有意安排的这一切,为常晚这趟为期几天的出走奏响一段别有意味的尾声。

那女人有着非凡的倾诉欲:什么都不好做的,我也常受失败的打击,去年夏天销路出现问题,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连房租都没钱交,差一点被赶走了。尽管有再多打击,我总要起来的,我总会起来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成多大的事,就得受多大的麻烦,上天创造了我就是因为爱我,让我来这世上走一遭,流尽汗水与眼泪,经历失败与打击,然后我小心翼翼地伸出舌头,品尝到荆棘上蜂蜜的甜美。女人处于一种神经质的激动,嘴唇上开放出一朵唾液小白花,自己意识到了,拿出餐巾纸擦一擦,再次露出细手腕上一只厚实的小口径白玉镯子,也只有她的手能够戴进去,玉的盈润衬出手腕的枯黄。那种自认为沾了点文化气儿的女人,常会戴上一只这样的镯子。她又顺势擦了眼睛,不好意思地说,请原谅中年妇女,容易激动,话又太多。老弟,回去后我要请你吃饭啊,别拦着我,还请你到我的茶楼来喝茶。这次出来好几天,没有人跟我说说话,感谢飞机晚点,让我一次说个够。请不必担心,也不用多想,我不会勾引你的,我已经对男人失去兴趣,从四十五六岁之后就告诫自己,我将再也不会主动跟男人怎么着,当然,年轻时候也没有主动过,现在更没有必要了。她灿然一笑,黑瘦的脸布满皱纹,突然间挺可爱的样子。

常晚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崇拜的感觉,在这个娇小的女人面前自己反而很小,他手足无措般的,将袋子里的包拿出来看。女人说这包真好看,问了价钱,拿过去看一看,从包带子的边缘接缝处,仔细抠一下,断定不是真皮。常晚也像她一样抠一下接缝那里,现出过分的弹性与柔韧,果然是人造革。他惊叹南方人仿制手段如此高明,怎么看都像是皮子,却竟然不是。

假如你无法断定真假的话,价格就是最好的判断,真东西不会是这个价位。女人说。

常晚心中有小小的失落,但一想,价格实在可爱,样子款式也都好,不是真皮,又能怎样呢?毕竟是在上海买的。

突然有人惊呼:来了,来了!他们转头看向停机坪,那架晚了三个多小时的飞机,张着双臂,怀着急切与歉疚,滑行而来,靠近一直伸出去的廊桥,啊,终于来接我们了!有几个人扑向玻璃幕墙,要亲眼目睹飞机走近的场景,正说话的女人也拿着相机,跑了过去。而那个廊桥,张大嘴巴,苦苦等待几个小时,它已望穿双眼,时刻准备着,嗷的一口咬住飞机,来个长长的热吻。飞机缓缓停下,对准,仿佛又向着大楼的方向挤了挤身子,与廊桥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等飞机上的乘客下完,待空中小姐收拾一下机舱,很快,他们,就可以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