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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人生与文学观察

日期:2018-06-04 15:22


文学人生与文学观察

——古槐独谭之一

李炳银


作者简介:李炳银,男,1950年6月25日生于陕西省临潼县铁炉乡厨李村。曾用名,李三江。青少年时在家乡求学。参加艰辛农业劳动。1969年2月入空军服役,1970年5月2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5月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学习,1975年7月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从事出版管理行政工作,1979年1月入文艺报从事记者评论编辑工作,1983年1月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直至退休。1984年11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8年被评为研究员。现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委会副主任,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会长,文学评论家。多年担任《中国报告文学》主编。在此前多年的文学研究活动中,多次出任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各种全国地方、军队文学奖评选委员。


身在文学中。若从1972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学习时算起,已经45年多了;若从1978年底进入《文艺报》从事文学记者、编辑、批评时算起,至今也有40年了。从一个只知道小说、诗歌、散文的懵懂少年,到置身文学场中四十多年,这对于自己的人生,实在是无法忽略的深刻记忆。

记得,少年时最初接触文学的时候,就对诗人、作家曾经生起很浓厚的崇拜和神秘向往感情,这种感情是单纯和庄重纯洁,那样的愉快美好。在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知识、思想、精神和情感等丰富滋养内容的时候,对于文学的痴迷和靠近就更加的自觉时常。可是,那个时候,虽然并不知道文学的复杂独特内情和规律,可从中获得的知识感受却是非常丰富的。文学是一项崇高神秘而伟大的创造活动,作家是一些富有独特社会见识和天才能力的人物,似乎只有钦佩和向往。可是,当自己逐渐地融入中国的现实文学场中之后,不知是因为身在场中的各种见闻观察发现,还是因为对文学创作自身特性规律的不断认识,此前对文学、对作家的那些庄重和神秘感反而渐渐有一种疏淡之势,尽管在遇到文学的好时光,读到优秀的好作品的时候,依然十分喜悦激动;可有时候面对某些文学现象,看到一些作家、诗人的作派,就偶然会感到疑惑、失望、无奈以至有丑陋感!近几十年的文学创作,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突然勃发开始,出现过阶段性繁荣,后来却竟然渐渐地因为缺乏主见的改变而渐渐地归于平淡,走向焦虑、交困、迷失以至失魂等,直到当下的寂寥和边缘。说多年的文学创作有高原无高峰,这是温和客气的评价。其实文学创作的高原也绝非像青藏高原那样的高程。回想一下,这样的大国,如此众多的文艺队伍,几十年的时间空间,可是创作了多少足以视为优秀经典的文艺作品呢?文学创作有几部深为人们喜爱并足以传世的作品呢?多年来,总有这样那样的评奖结果面世,总有人一再地讲文学繁荣,有人是为了造势,有人是为了邀功,其间情况很复杂。虽然不能够简单地否定,但盲目的乐观肯定是不合事实的。这是现实文学表现在自己感受中的反映,也似乎是文学在现今社会生活环境中的存在、表现、影响状态的反映。

文学是一个大概念,其中包括了像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这些具有个性特点的体裁内容。这些年来,文学创作总体看来颓势明显,可在像报告文学这样的领域,情况似乎就要好一些。所以,也不可以一概而论!《黄河》的主编黄风先生,希望我为刊物写文章,说话题可以广泛,我既为文学场中人,不妨就先从我对现实文学创作的观察感受说开去吧!


时下的文学身影


在有人统计每年出版五千多部长篇小说,发表数以万计的中短篇作品,网上还有几千部的网络小说在传布的情况下,人们却抱怨没有优秀的小说,作家却埋怨读者对文学态度冷淡,这是何种缘由?全国有很多的文学刊物,但好像都步履艰难,发行量少,尽管有不少刊物有政府投资维持,却总是气象全无,生长艰辛,开不出好花,结不出圣果来!这样的局面,确实令读者不解,也令文学场中人迷离焦虑。

当然,作家还在不断地写,好的作品虽然很少,还在不时地出现,局部的小的欣喜情景也时有发生,但总体局势却使人很不满足。我自1978年进入《文艺报》开始,深入直接地与当代文学发生联系,成为现实文学创作的场中人。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驻足,经历了当代的文学历程。记得,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中国现实社会的历史性巨大变化,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一个非常生机勃发的大好局面。上点年纪的人们一定还记得,当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等报告文学、当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白桦的诗歌《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舒婷的《致橡树》、叶文福的《将军,你不应该这样作》等等的文学作品发表之后,几乎立即就在全国各地产生广泛影响,被到处转载广播,一时洛阳纸贵。

文学与读者,读者同文学如此紧密共振的联系互动情形,实在令人感动和记忆永远。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转折和政治思想文化环境,为文学的健康正常生长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同时,文学在主动地观察思考和自主表达过程中也为社会的进步发展改变产生了积极的推动。文学在那个时候,曾经作为一种强烈高亢的个性社会声音,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传扬和发生影响。

可是在此后的近二十多年的日子里,中国的文学一直在曲折、艰难和彷徨羁绊中盘桓前行,收获也是起伏不定,一直不能够令人满意。人们对文学最为不满意的是,文学在内容上和社会生活,和自己理应关注感受的点愈来愈远,在表现形式上越发的古怪和不易明白与难以接受了。

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给读者提供的作品,很多是久远的不靠谱的,谁也难搞清楚的历史生活,是不少只有自己感知和理解的私密人生情景;对于大众世界,很多作品特别是小说作品,似乎只对愚昧苦难,孤独绝望,性和暴力,繁琐的感受,传奇和虚伪的关系等等感兴趣。这些内容对象,自然是有一定真实存在和可能的人生现象,文学作品也有接近的必要。可总是投入其中,就会给人造成影响和压力,产生负面的作用。社会生活中也更大量存在清正温暖和激情的奋发努力,纯美良善的人物故事,可自以为主流正宗的小说却较少表达。文学在非常狭小和浮面的层面空转,文学在自我欣赏,在自得其乐,文学作品内容和人民现实的生活观察感受理解出现了脱节,距离很大。有不少作品企图表现社会生活,可作家并不深入真实和全面地了解这个对象,作品表现的社会生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文学作品有很多是缺少现实关注和客观性的,是作家自己的自说自话。中国文学的衰败时期就这样开始了!

在我们每年数以万计的现实的文学作品中,除了不少跟进社会发展,真实追随报告中国现实改变故事人物的一些写实文学作品外,大量的文学写作,似乎成了作家自己家里的活计与杂耍,与广大的社会人群和生活气息缺少实质性的联系;有太多的作品,打着独特发现的旗号,猎奇弄怪,热衷于畸形故事和人物的编造描述;有不少的作品,以我为中心,不断地纠缠过往、怨尤宣泄、自说自话和走向无望;有很多的作品,满足于身边琐碎,终日在唠叨嘴上和脚下的那些小小的体验和发现等等。很多的文学作品,从题材内容到思想情感蕴含,都陷入怪异或冗长浮浅,缺少文学典型意义上的社会普遍性,引不起读者的兴趣!而一味迎合各种奖项口味要求的举动却不少。诺贝尔文学奖的情节曾经使不少的中国作家着迷与期待。不少本土作家,却总在像鲁迅讥讽的那种“把着自己的头发,期望离开大地”一样地想是自己成为世界作家,有的甚至不顾蹂躏埋汰自己的国家民族文化以卖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的文学创作界,出现了一种主动疏远放弃文学社会性表达的现象,却自觉努力地表明要在表达手段上完全吸收所谓西方技巧的强烈愿望和行动。这两种力量的互动,致使中国的文学创作、方向道路和手段跑偏,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

想想那时,一些在西方已经是接近手艺般的钻牛角尖的所谓这个流、那个派、这个那个主义、张家先锋、李家魔幻等等的花活手段,统统地被我们的一些作家膜拜和生吞活剥地拿来,简单地模仿,强行地套用,结果使很多作家成了邯郸学步式的求学人物,自家的本事、传统放置一旁冷落着,别人的一套也未学来,后来竟使中国文学陷于尴尬的境地。作家在挖空心思地经营自己的所谓“叙述圈套”“奇妙结构”“魔幻叙述”“神秘语调”,可别人读不懂,将本来是容易走向大众的小说弄成了连教授都看不明白的文字陈列,这样的文学作品难道就是现代、先锋的艺术吗?文学被称为艺术,自然是需要艺术的才能和技巧的。但是,文学的艺术技巧却绝不是追求的目的。没有社会文化蕴涵的纯粹艺术技巧是苍白和没有意义的,陷入纯形式主义的文学表现,也是缺乏生命和意义的。

这样的情形,自然很难完全左右中国文学创作的全局,我们还有像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张承志、阿城、刘恒、张炜、赵本夫、余华、李佩甫、周大新、刘庆邦、叶广芩、迟子建、红柯等小说家和报告文学作家队伍,及不少有主见和坚持的作家诗人。但你回想一下此时间前后的那些被认为有明显现代派标志性的作家作品,其当时影响中国文学的作用实在是不小。可惜,现今看来,其实不过是一些狭小圈子里的热闹,虽然也出现过不少弹冠相庆的情景,可或许是一阵小旋风罢了,风吹过,既无多少痕迹,也难存什么声响!


文学的历史衍生之旅


文学这个概念,如今人们似乎已经很熟知了。人们将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各种以语言表达为手段的社会人生内容描述对象称之为文学作品。可在中国的文化历史记载中,最早出现更多的是文章。在汉代的时候,文学还曾经是个官职名称。“所谓‘文以术乱法’之说”,就是由此而来。诗歌的历史早一些,但像今天被很多人认为已经是文学正宗的小说,就要晚来的多。即使到了公元六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刘勰写《文心雕龙》的时候,也并没有小说这样的形式和概念。小说是到了唐传奇之后才有了个雏形,再经宋话本,到明清之际方才渐渐地清晰起来。很多人非常不切实际地高看小说的文学地位,以为小说就是文学之主干,是文学的圣主,除过小说之外,别的文体都是不重要以至可以忽略的对象了。这是一种误识和偏执,既失去了对小说文学地位的定位,也是对其它文体作品创作的漠视和人为排斥。

报告文学创作与国运血脉相连,讲好中国现在已经和正在发生着的很多的精彩故事。

文章是中国文字语言功能和实用的结合,是人们在结绳记事之后的生发创造的实践。所以,自从开笔书写,中国的文章就是将关乎社会生活和人生实际面对作为目标的。因此魏文帝曹丕在其《典论》中就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此,即使是像《山海经》这样的神话,《诗经》这样的诗歌作品,也是以流行的语言文字对人们社会生活感受记忆愿望的记载。更不要说《左传》《春秋》、先秦诸家散文及后来的司马迁的《史记》,再到后来的“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等等,都是在文章的人类需求精义基础上产生作用和价值的。后来人们将这些精彩的书写,逐渐地归于文学,那其实是一种事后的追认结果。在当时,谁知文学为何物!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写文章的人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无论是身为官吏,还是身为学人,且很多人是因学问杰出而走向官职的。这些集学问与官职于一身的人,都是身份显赫、名重一时的人物。所以,入世入时的文章写作,才是中国传统的文道正宗。据鲁迅研究,到了汉唐之际,神仙之说滋生,巫风渐昌,佛学渐兴,出现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现象,所以像干宝《搜神记》这样的作品出现。此后,魏晋时期及以后,又有清谈玄理,热衷奇事之习,因而出现了《世说新语》这样的类似现今小说的作品。所以,小说最初就产生于鬼神巫事,有记录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特点表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样作品的作家是没有什么社会文化地位的。在汉朝,有的皇帝就把这样的人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有才学本事的人是不去干这个事的。在唐朝,像王维、张说、韩愈、柳宗元,宋朝的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等等,都是身为官吏的,诗文写作,不过一习惯爱好而已。特别是像李白、杜甫这样,今天诗名鼎盛的人物,在当世时,身份地位人生境遇也尴尬。李白终身郁郁寡欢,貌似潇洒,其实内心苦辛很多。李白这样的盛名,可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连他个影子都找不到。杜甫被奉为诗圣,可也是艰辛备尝,仰人眉眼,坎坷流浪,穷困到死。哪像如今的一些诗人、小说家感觉那么优越以至有些得意忘形的情形。

而写文章,可不是随意挥洒,搞文字游戏,玩弄词藻,搞形式花活。那是要读书,要识世,要用心投入社会人生的活动。你看汉文帝时的贾谊,小小年纪,就有《论治安策》《过秦论》等这样的宏阔高论、像唐代的韩愈就敢于违背圣意,反对迎佛骨活动等等。今人认为是美文之范本,书法之名帖的颜真卿的《祭侄文》、苏轼的《寒食帖》等,亦都是至情的好文章。在任何一个文章圣手那里,抒真情,说真事,明世理,倡美德,护公理,扶新进等,都是做文章最终极的目标追求,所有的行文技巧、修辞用典等,都是作为一种良好的辅助手段被运用着。所谓“言之无物,行将不远”。刘勰的《文心雕龙》很用心研究总结文章写法,但它的第一篇《原道篇》,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说:“文之为德也大矣”,正是说的这个道理。因此,文章的写作传统和价值要求,注重内容,强调德性道统,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是个近似根脉的内容存在。在任何时候,只要是文字的表达,即使像今天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也不应忽略和违背载道淑德这个优秀的文化传统。

历来的优秀作家,优秀作品,都不会是作家硬塞给读者手里的,而是读者自觉地接近和获取。你的作品是独特优质和能够触动感染人的,就不愁没有知音。世界上那些传统的经典作品,为什么能够超越时代地域一再被人接受,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作品自身的伟大和杰出。

我们现今的不少作家在抱怨文学环境和读者冷淡,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却年年增印,不断有年轻的读者加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出后,北京的《当代》《十月》,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都没有看上,后来由我推荐给广东《花城》的副主编谢望新,立即发表了。如今该作品具有这样的生命力影响,也让我为其感到高兴!可惜,这一切,英年早逝的作家路遥已经无法知悉了!优秀的作品,不在于你得过多大名堂的奖项,获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不见得就都是好东西。反而很多读者中流传的接地气的作品,有时到还真不易得。是金子总会发光。驴粪蛋外面光,终了还是白搭。更不要说那些为了浮名,为了获得几个外人的青睐、叫好而不惜玷污埋汰以至无视自己民族丰富灿烂文化传统,人为贬损同胞的情形了。可不要轻易地相信圈子里那种一窝风的鼓噪,也不必太在意什么印数、票房。作家应当把精力和心思花费到接触观察感受理解及把握文学表达的规律上去。不是仅凭兴趣爱好,企图撞大运,走哥们关系就成功的想法做法是要不得的。其实,不是是个人、认识字的人就可以成长为作家的,所以人们轻易不要把自己的人生事业勉强地同作家写作活动捆绑在一起。也许,弄明白文学的精髓,调整好写作态度,有了感受就动手记下,无心插柳柳成荫,或许此后还真会有些文学收获哩!


文品与人品


历来写文章,都是个力重千钧的事情。“敬字如神”,惜字慎言,落笔生根。文学创作也是这样,作家要对自己和读者负责。因此,文品与人品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多少的历史现象说明,不管文章作者的观点态度如何,但需要真诚、客观、正当、唯美等这些符合文明规则的内容是必须的。自然,大凡善于运笔之人,都需要有勤学苦读的过程,有面对社会人生不断学习的经历等。写文章,从事文学创作,不像学手艺、选专业那么简单,其中包含着太多无法言说清楚的神秘成分。绝不能够凭热情和一时的兴趣爱好就去选择这样的活动。

有大量国内国外的事实说明,凡是经典伟大的作品,其作家一定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人。或经历丰富,或学识渊博;或出生入死,或痛断肝肠等等。都在作品之外有大量的故事存在。此生只是身居在一个偏远的山坳里,那些即使是真诚深刻准确地描述了独特发现感受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字,也会是缺少人间烟火气息的轻细之作。给予这样的作品过高的评价是偏颇的恭维现象。路遥之所以创作出《平凡的世界》,你只要看看他那篇接近写实的作品《在饥饿的日子里》就会明白。那种艰困绝望的经历感受,正是他要奋发改变的力量源泉。作品中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奋身求变的坚毅努力,其实就是作者路遥人生的真实写照。可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作家,没有曲折坎坷的经历,也很缺少对社会人生的深入观察和体验,仅凭聪慧机巧,坐在电脑前,喝着香茶、咖啡编故事,侃剧本,吹创人物情节;有的甚至以长相颜值作为文学创作的优势条件;还有靠哥们姐们的情谊关系走向文学创作等。某些所谓文学天才、美女作家、圈子现象,就是这样明显地存在于文场的。不记得是谁说了,“文学创作是个笨人的活动”。这里讲的笨,自然不是愚笨呆傻,而是说要花费心力和精力,要有很大的各种投入,如读书,如行走、如社会人生见闻积累等等。所以,曹雪芹说:他的《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才有“十年磨一剑”之说。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出自那些伟大付出的人们的手中,在中国出自北方者多,其中就似乎存在深刻奥妙的道理了。安逸的生活,优裕的环境,脆弱的性格,精细的生活习惯作风等,是不易催生厚重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似乎像上海、广州、香港等这样的地方,本地就较少实力派的作家出现;而像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四川等这样的地方,优秀的作家却曾成群成堆地涌现。如今,文学作家的地域重心南移,走向江浙等地,这也许是因为文学轻灵精巧成分增强的原因所致,令人亦喜亦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文之高下,历来有别。这永远都会是一种正常的存在。但文之高下,却时常与为文之人的人品作风的高下有关。因此,历来人们在论述文学作品的时候,就时常涉及到作家的人品,涉及到作家写作的态度作风。作家的创作态度和作风,又容易受到身在的文场的环境影响。像先秦散文、建安文学、唐代诗歌、明清小说等不少文学创作阶段复兴的现象,就似乎可以说明,文学创作是与不同的社会环境气氛相关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文学在思想解放、反思求变、现实独立等社会环境气氛下的出色繁荣表现,也说明了这一点。当文学像呼啸于大地的风的时候,文学、作家的存在感会受到瞩目。我刚进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时候,据说在不少地方,如果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在单位可以给予处级待遇,分房子、涨工资、评职称,享受各种待遇,甚至可以享受亲属调动、户口农转非进城等,很是荣光。这样,就有很多人会受影响和裹挟,纷纷投向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来。这很容易诱惑人忽略文学创作的艰难和对文学规律的认识研究,而轻易地以利益为先导走向文学创作活动中来。因此,在从事文学的道路上,人头攒动,拥挤不堪。有多少人将文学视为终身依归,有很多人想为成为著名作家,为写出传世作品在努力!可是,文学是个不献媚和优待任何人的严酷存在,她只钟情于符合自己特性和逻辑规律的对象!

社会大发展,文学迈大步。文学期刊遍地,文艺出版机构众多。刊物出版社需求量大,萝卜多了不洗泥。结果是有女不愁嫁,降低了文学的门槛。一早,作家的稿件,总是要经过初选,再审,反复修改后方有可能发表。如今的很多作家,已经忘记了稿件还需要反复修改的历史。时常是这家不刊投那家,甚至一稿多投,总会有看上的人家。如此,在不少的时候,文学创作活动不再那么庄严神圣了,文学写作成了出名获益的手艺。写作由此也开始疏离作家的纯洁高尚职业要求,忽略自己的使命精神和社会担当。开始玩文学,戏弄文学,利用文学,玷污文学,跟着风走,寻着利去,迎合低级趣味,轻薄应对资本等,以至将文学弄得不值得关注和冷清为止。悲夫!文学作品,一旦失去了写作这纯洁美好思想精神和感情行动的支撑,要想产生优秀杰出的作品,那是一种空想!没有作家人品的修炼熔铸,何谈高品质的文学作品出现!


文学与文场


文学创作,虽然是作家对自己社会观察感受的特殊表达,但却是个个人性较强的活动。冷静的观察,深入的思考,独特的表达,这几个方面几乎包含了文学创作的全部旅程。所以有人提倡作家要甘于寂寞冷清,要能坐冷板凳。陈忠实为了创作《白鹿原》,主动放开西安城里的杂务活动,回到乡下故里好几年,就是这个道理。可惜,我们如今的文场太过热闹,很多作家乐意并需要和习惯这样的热闹。很多时间把酒言欢,纵情欢歌,美景美人,多么好。

常言说,“热闹场中无好人”,这自然绝对,但热闹了,既可结交互利,又可排除寂寞孤独,还可在相互的交换中得到很多信息。可如此的热闹了,留给独立思考用心创作的空间就少了啊!作品平庸,粗劣了如何是好?自然,堤内损失堤外补,人缘熟了好办事。多个朋友多条路,甚至作品发表、获奖、谋位都不难呢!你不见,如今你还不知道有什么文学成绩的人,不是都是这个主席,那个全委,什么主编了吗!真是文场如官场,像过去封建社会朝廷用人“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尽管明显地存在团伙圈子现象,可你还只能接受,真是较不得真呢!

可是,即使这样的文学天地舞台表现情景,很多作家自己不去自省,却把创作不出优秀作品的原因简单地怪罪于社会,抱怨文学的生长环境不好,抱怨作家行动受限制,抱怨这,抱怨那,可就是不从作家自身找原因。哪个时代,哪个文体,哪个创造没有限制。所有的创造都是在限制中实现的。就像绘画受限于纸、电影受限于时间、雕塑受限于材料等等。但是对于真正的大师,是总会打破和会在限制中实现伟大创造的。若真像研究的结论那样,曹雪芹不就在受到限制的年代写出了《红楼梦》吗?吴承恩在社会人生的限制下写出了《西游记》,杨丽萍只用自己的肢体,演绎出的舞蹈《雀之灵》多么神奇传神!所以,一味地抱怨客观存在,是一种无能和软弱的表现。真正的原因在于,作家自己是否有全面深刻认识现实社会人生并给予独特解释把握表达的能力。作家需要自身真正的强大,而不要轻易地被浮躁、混乱、世俗、轻薄的现实文场气氛给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