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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游戏

日期:2017-12-08 10:06

成长的游戏

——读范墩子短篇小说《伪夏日》

◆杨柳岸


和范墩子其它大多小说一样,这一篇《伪夏日》(载《广州文艺》2017年10期,《西北文学》2017年第五期)的创作灵感,可能也源于他的童年记忆。

这是一篇反映少年成长题材的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了一群乡村男孩子们在夏天里的一段生活。一般而言,男孩们的童年往事大多会在夏天里。夏天,这热情奔放、坦露的季节,是孩子们的身体和田地里庄稼一样疯狂生长的季节。在偏僻的乡下菊村,一个原本叫山羊的孩子,比其他孩子稍长两三岁,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他自认为很洋气的名字——哈金,他成了村中几乎所有孩子们的“首领”。这个哈金“他的身上有股匪气,那是一股隐形的力量,能聚人心,能带给我们欢快,白天无论他到哪里,他的身边总会跟着一群少年。”他带孩子们一起玩,做各种游戏,其中“最重要最有趣的一项活动则是哈金发明的杀潼关游戏”。

小说详细描写了这个游戏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有一个“废弃的院子”,这就是他们的“潼关”,这在乡村是不难找的,并且院墙要有一个豁口,这也常见,乡村的土墙被多年的风雨侵蚀而坍塌损坏,或者孩子们人为打个豁口也不是难事,大人们也不会责怪,玩耍是孩子们的天职。玩耍就要有场地,在城里,孩子们玩耍的场地要大人们去费心修建,而在乡村,大人们忙于劳作生计,顾不上为孩子们去修建玩耍场地,那孩子们只好自己动手去修,这修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游戏。这“修”,对于乡村孩子们来说,可能无须过多的动手,更多的可能是废物利用,或者是稍加“破坏”,比如在废弃的院墙上打个洞之类。

在这篇小说里,孩子们无需给这个废弃的院墙打个洞,岁月已经让这院墙有了足够多的“豁口”。废弃的院子是村里一个从年轻就进城的叫李文革的老家。哈金一声令下,孩子们“像战场上格斗的武士一样”,带着各自制作的自以为是的“武器”很快从李文革家院墙上的豁口跑进去,迅速占领了李文革家的院子。然后哈金再下命令,“孩儿们”便把院子里的荒草拔干净,然后再撤出。这就是小说中孩子们乐此不疲乐在其中玩了五年的“杀潼关”游戏。这个几乎所有男孩子们童年可能都玩过的“打仗”游戏,只是具体的内容稍有不同或大同小异罢了。小说把这个游戏描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让有过大致类似经历的人读后都会有所触动,或露出会心一笑,如同获取了开启童年记忆的密码一样,激活了各自储存的童年记忆。当然,孩子们的生活并不只有“杀潼关”这一项,如小说所写的“他(哈金)带着大家一起杀潼关,翻沟野,偷了多少鸟蛋,挖了多少药材,吃了多少亏,磨破了多少双鞋,这种日日厮磨起来的情感。”但最让大家觉得有趣的、最能代表他们童年快乐的,还是那个打仗的游戏,男孩子天性使然。

这个游戏玩了五年后的一个夏日,菊村来了另一个同龄少年王楠,他来自城里,他在这个夏日跟父母一起回这个菊村老家来度暑假。他的到来,打破了原先以哈金为“首领”的菊村孩子们的生活,原先的“杀潼关”游戏很快就被抛弃了,喜新厌旧的孩子们很快就在他们各自心目中,让这个王楠取代了哈金的位置。“王楠每天给村里的少年们讲述城里的事情,比如网吧、超市、公园、篮球场、游戏厅等,内容着实吸引人”。“王楠不但给众人讲述稀奇古怪的城市故事,还给跟随他的少年每人发一点他从城里带来的东西,如饼干、玩具、洋糖、水枪等等。”可以看出,这个王楠是有心计的,他不但用城里的故事这个精神文明来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还用城里的“物质文明”来诱惑他们,致使王楠“已经完全统治了我们村的少年”,俨然成为新一代“首领”。新鲜事物对孩子的诱惑力是很大的,“我”就算是对哈金很忠诚,最后也投奔到以王楠为新“首领”的队伍里,也得到了新首领发的玩具,一只弹簧青蛙。“我”为了表达加入的激动心情,将自己心爱的弹弓送给王楠。玩具是孩子的天使,“我”和王楠,作为乡村和城市的代表,这送玩具的举动很有象征意义:弹弓,是一般自制的带着乡村泥土气息的充满乡村孩子童趣的玩具,而弹簧青蛙,这是在城里工具理性文明下生产的,城里孩子只是拿来玩。这互换的两个玩具,对对方来说,都是很新奇的。

而这时候的哈金,就成了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他虽然在起初还试着用原先的那个“杀潼关”游戏来吸引他的“孩儿们”回归自己这边,但无效。最后他找了个机会和王楠进行了一场“决斗”,战胜了王楠。很快王楠跟他父母回城里了,而哈金却再也找不到原先那个孩子王的感觉了,也再没有人对那个“杀潼关”游戏感兴趣了。而新的有趣的游戏还没有“发明”出来。对于这一群乡村男孩子们来说,没有了快乐的夏日还能叫夏日吗?这种莫名的失落感,就是成长的阵痛,童年就是在这一次次阵痛中逐渐远去的。

游戏是少年儿童的天职,小说就写了一群乡村少年的游戏。小说中有名有姓的少年主要就两个,哈金和王楠。这新旧两个孩子王,王楠这个城里来的孩子王只当了很短的时间。 “杀潼关”这个游戏,在小说中已经是个过去式,是这群孩子们以前玩过的游戏。他们成长了,成长的本质是变得更为复杂,有了更丰富的观察事物的视角。这复杂,就是有外来者加入。城里的孩子王楠的加入,带来了迥异于乡村的新鲜的想法与物质。小说描写了新旧两个孩子王对待这个曾经的游戏的态度。包括王楠在内的这群孩子们,他们虽然不玩原先那个打仗游戏了,但他们无意中不自觉地又玩了一个新的游戏,新旧两个“首领”之间权力的游戏,还包括从这个游戏衍生出的关于背叛与忠诚、恋旧与创新、先进与落后、城市与乡村等游戏。这些游戏原本是成人们玩的,他们这些孩子们是对成人游戏的自觉或不自觉模仿。这也是游戏的本质。

小说含有对新旧两个孩子王对照之意味。哈金原先为何能当上“首领”,靠的是他知道的多和“洋气”,他给自己起了个很洋气的名字。他和他的”孩儿们”,尽管物质文明和受的教育缺乏,也很少走出他们的小村,但由于儿童天性的好奇心,他们向往文明和外面的世界。而这个城里的孩子王楠,他是文弱的,他没有足够强壮的身体,他虽懂得更多,但可能他只是脑子里被强制灌输了更多的成人世界的概念。对一个孩子来说,如同过剩的营养会导致肥胖一样,过多的信息也可能并不是好事。当他从其他孩子口里得知“杀潼关”是怎样的游戏时,他哈哈大笑,嘲笑道:“潼关怎么能是墙的一个豁口?”真实的潼关是怎样的无关紧要,享受童年游戏的快乐时光才是最重要的。他还以来自大城市而小看他的老家故乡菊村,他说:“菊村多小啊,菊村外还有更广袤的城市。”菊村小又怎么了,并不妨碍这里的孩子们把它看作或想象成广阔的世界,并不妨碍这里的孩子们也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而这个王楠,就有点“伪成人”的意味,他更早地失去了儿童的天性,可以设想一下,他在城市里的课外生活,可能和绝大多数孩子一样,是被父母要求去上各种学习班兴趣班,如弹钢琴学英语练舞蹈等,这些更多的是成人的游戏,他们却强迫孩子们去玩。他们是规规矩矩的,少了少年儿童应有的那一份纯真自然。如果说菊村孩子们快乐的生活是“桃花源”,那么城里来的王楠就是那个误闯入的打渔人。当然,他也还处于童年,他以后回忆他的童年时,会想起他小时候回老家过暑假还短暂当过孩子王的快乐经历。其中虽然也有他被乡村孩子王打败的经历,但他可能会认识到,这也是有趣的特别的经历。打架,如果能控制程度并适可而止,对儿童少年来说,也是一个有趣的游戏,特别是对男孩子,有助于强壮的体魄和勇敢的性情。快乐,特别是少年儿童的快乐,往往与物质财富没有多大关系。少年儿童的天性中有着成人少有的诗性与神性,快乐是本能。可以说,小说是用了一个城里孩子的到来见证了乡村孩子童年的生活。

有人会觉得,读这篇以小孩子为主角,以小孩子玩的游戏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总要找一点“言外之意”。如果只认为这是一篇儿童文学,那就没有多少意义。这样认为,有一定道理,却是片面的。我们习惯于成人本位主义,没有充分尊重少年儿童,我们习惯于把他们看作是成人的预备,是没有完成的人,他们不具有话语权,他们的故事,也只是我们成人的寓言。当然,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诗无达诂这个道理,对于这篇蕴藉含蓄、气足神完、包含着丰富的信息与意义的小说,读者可以做丰富的、带有创造性的各取所需的解读。如同孩子们把游戏玩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一样,作者把这篇小说也写得绘声绘色,充满才气。

小说有如天籁,如一篇以童年和乡村为主题的抒情叙事诗。作为一篇真实而传神地描写了生活的小说,尽管它在内容上只写了一群少年儿童的生活,他们的游戏生活,一个个少年儿童快乐的乐园,但有田园诗之美,有一种孩子们快乐的世外桃源之美。他们的快乐生活环境并不是封闭的,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而是和整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孩子们所有的游戏,都是对成人世界的模仿和对外面世界的探索和想象。随着他们的成长,关于更多外面世界的信息,会进入他们的生活。小说写出了孩子眼里的城乡差别,写了政治,比如小说出现的两个成人的名字,文革与土改,是中国特殊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符号。政治,也是成人发明的一种游戏。由于中国现当代特殊的社会政治历程,更多的社会生活资源被人为强制性地分配给了城市,而导致了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形态。小说写王楠随父母回城后,他爷爷抱怨的“一年回不了一半次,回来了还没有待多久呢,就回去了,农村毕竟不是人家的窝喽。”这话里透露出了孤独、失望,对乡村凋敝家园衰败的忧伤。西哲说,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人类就比上帝高明吗?乡村,是人类的童年;城市,是人类的成年。如果城市是“金山银山”,那么乡村就是“绿水青山”。成长的代价,就是失去快乐的童年;富裕的代价,就是破坏环境、牺牲农村的利益。我们一定要作这样的单一选择吗?小说在礼赞快乐的童年时,同时蕴涵了这些丰富的社会意义。

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说过一段话:“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个诗人或作家。”这馈赠,简言之就是童年记忆。比如中国的丰子恺,外国的安徒生等,他们就是一生都葆有童心,一生都对少年儿童衷心礼赞而成为一流艺术家的。可能是因为和其心仪的作家苏童一样,青年作家范墩子也是对自己童年记忆十分倚重的。关于这一点,至少从他近年来的创作可以看出,似乎童年记忆已经明确地成为他的创作源泉之一。还很年轻的他,这时候生物意义上的童年并未完全远去,童年往事还历历如昨,这更便于他用文字去完成他文学意义上的童年。一个作家,能这么早在创作初期就明确找到自己创作的源泉,是他的幸运。童年可以过去,童心却值得永远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