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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雪莲》:寻找生命的安妥

日期:2017-11-10 09:18

《红雪莲》:寻找生命的安妥

——杜文娟访谈

◆阿

藏区:顿悟及安妥

阿探:文娟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的长篇小说《红雪莲》发表并取得良好反响。从《红雪莲》的阅读中,我能切实感受到藏区经历在您内心长久的淤积,能够切实感受生命回归本真的和谐,甚至能够强烈感受到您的生命与藏区已经无法剥离。在我看来,《红雪莲》重书了精神的逃离与皈依,以不同的曲折进路完成了三代人的精神合流,确立了生命更高贵的价值和意义,强力地凸显了生命的虚无性意义。这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异于一种警醒警示,警示人们应该适度地从物态生命中剥离,注重一点精神的安妥。我注意到,小说中本身有着您个人生命的蛛丝马迹,这部长篇本身就是您的生命之悟。那么第一个问题由此而出,您与西藏如何结缘的,西藏经历对您的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您的人生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杜文娟:首先感谢阿探老师对《红雪莲》的认真解读,如果将您的问题连缀起来,就是一篇完美的论文,有理有据自然天成。我一向认为评论家是理性的抽象的,作家是感性的具象的,从您高屋建瓴的提问,足可论证我的观点。

2003年第一次进藏,是为了看风景,就像《红雪莲》中的南宫羽一样,立即被一张张笑脸吸引。西藏属于高海拔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宗教氛围,使得生活在这片雪域高原上的人幸福指数比较高。在西藏,只要生命不出现危机,似乎就没有不快乐的时候,这一点内地人无法想象。清楚地记得,2010年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前往堆龙德庆县定点深入生活,县上可以派车接送,但我经常乘坐公交车往返于县城和拉萨城之间,公交车是203204路。每次上车,所有人都冲着我笑,其实也不是冲我一个人笑,而是大家相互微笑致意。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斜着身子让一让,我也乐此不疲,挤到他们中间,咧着大嘴打着手势,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颠簸中不乏有热心的翻译,如果哪一句翻译不恰当,就会引起哄堂大笑。有一次从拉萨乘飞机回内地,在重庆停机40分钟,上来一位内地女性邻座,满脸冷漠、焦虑、傲慢,迅速把我从童话世界拉拽到浮躁的人世间,几分钟以后,我才确定自己身处何方,姓甚名谁。我敢说,没有一张西藏人的脸,能演绎出如此复杂的表情和世态炎凉。

西藏的日子并非风花月雪,触动最深的是雪域高原上的万物生灵,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农牧民、在藏干部、援藏干部、边防战士,生得艰难死得容易,世世代代又得生活工作在那里,边疆不仅是名词,更是动词。坦率地说,苍穹之上的西藏,不但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提高了我的认知度,锤炼了我的性格。

小说中肯定有我的个人经历,有人说作家写一辈子都绕不开自己,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从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处处都能找到作者的生命体验,《红雪莲》自然不例外。

阿探:路遥给予我们的启示: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在于对苦难及艰险的超越;陈忠实先生放逐生命于历史洪流,寄念于脚下这片厚土,心念天下苍生之安居乐业,宏阔而富有诗意;红柯新疆十多年,获得了外族的雄浑、诗意,升华了生命的认知,作品由此进入新的境地;温亚军也是在新疆一呆十余年,作品充满刚毅、宽厚、温情、大美,人生抵达无欲方刚至境。对于这些,我都理解为一种人之精神的空旷之境的放逐,您的《红雪莲》里也有此等放逐,柳渡江革命情怀的放逐,南宫羽重找生命意义的放逐等等。这样的对于生命本真本质的感悟,很可能在今天被物质充盈的城市里很难完成。人生的折腾源于生命状态的不甘,如同南宫羽、李青林的折腾,折腾的过程中是得失同行的过程,如同李青林在追逐经济富足的同时失去了纯美的爱情,南宫羽在折腾中爱与青春都失去了。幸运的是,他们终于在藏区,找到并回归生命的本真。对于一个作家而言,适度的放逐生命,获得一种创作的灵动、专注,享受一下哲学家般的孤独,对于您来说,究竟是怎样一种重要的过程?

杜文娟:感谢您提到了路遥、陈忠实、红柯、温亚军等人,这些陕西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作家,是我崇拜和敬仰的老师。2007年陕西省作代会期间,第一次见到叶广芩老师,她笑眯眯地对我说,别着急,慢慢写,写作是急不得的,自己四十七、八岁才写出名堂,一个女人想做成任何事都不容易,得经受住各种压力和打击,日本经历对她很重要,拓展了写作领域。

由此想起年少时期,父亲为我买了带塑料封皮的《中国地图册》和《世界地图册》,还订了《地理知识》杂志,每次念诵诗词时,就在地图上寻找“天姥”“庐山”“东吴”“巫峡”等等,寻来找去,得出一个结论,诗人们原来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四处游走。中学阶段,我是班上的地理科代表。有一个阶段,特别希望生活在徐霞客时代,最好成为他的书童,甚至幻想成为他的女朋友,一起走遍万水千山。

我是一个晚熟的人,当然,现在依然半生不熟。由于长期生活工作在大山深处,几乎没有直接请教的老师。认真规划和自觉写作,也就是近十年的事,一旦了解文坛,才发现自己多么无知和笨拙,尽管自卑如狗尾巴草,也盎然生长。

说到孤独,其实每个人都会孤独,孤独是一把双刃剑,所有创造都会经过持久的孤独,孤独让人沉浸,也会使人飞翔。

我认为人的精神与身体不可分割,精神的放逐与脚步息息相关,身体和心灵同时放飞,是任何艺术腾飞的最佳状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放之四海而皆准。有人说用三十年时间漫游,三十年时间创作,必成大器。我则浑浑噩噩大半生,后悔也来不及啦。所以,我让柳渡江、南宫羽、柳巴松们在《红雪莲》中实现我的理想,大概就是您说的放逐吧。

震撼:生死及援藏

阿探:《红雪莲》中写到了很多生死一瞬间的场景,生命在上苍面前永远是微乎其微的存在;然而对于生命之绝境的藏区,如强悍的雄鹰,还有珍稀的红雪莲,又无时无处不昭示着生命的超越与强大。您是否也曾多次经历生死考验,生死在藏区是否有不同寻常的理解,藏族人与援藏者如何看待生死?

杜文娟:与西藏结缘十多年,不但见识了众多死亡,也经历过危险。跟随120救护车救助过翻车司机,在产房见识过生死,更见证了真情,特别是藏民族天人合一、祥和安宁的品质,对我影响深远。在藏北无人区,因为汽车陷进冰雪融化的河水里,两辆汽车互相牵引拖拽,好不容易上了岸,钢板又断了。凌晨一点,冰雹雨雪突降,雷鸣电闪,荒原辽阔得毫无道理,鬼魅得无处躲藏。同伴屏气敛息,我则无忧无虑,看着狼的绿眼睛由近及远。漫漫长夜以后,有人告诉我,如果雷电击中汽车,引爆燃烧,归宿就是火葬。从此以后,每遇雷鸣闪电,双肩就条件反射般抽搐。凌晨四点,堆龙德庆县医院院长带着一位医生,进到我房间,给我吸氧服药,将我从死亡线上拽到鲜亮的人世间。

藏族人全民信教,相信灵魂永存不灭,死后轮回转世。生死一瞬间,是每个西藏人面临的考验。灾难的根源主要来自高寒缺氧的气候,四处嶙峋的山峰,但那里是边疆,是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一般情况下边民不会长途迁移。随着在西藏行走年岁的增加,愈加理解藏族人为什么重生轻死。

援藏者只是青藏高原芸芸众生中极少一部分,因为《红雪莲》关注的主要是外来者,就把这个群体放大了。这支队伍也丰富杂陈,有几十年工作生活在农牧区如秦姨老白等人一样,从无神论者,甚至在国民党部队服过役的人,到与藏民族的融合与共生。也有南宫羽欧美尼以及冀苗苗这样的当代援藏人,对生死的理解肯定与纯粹的藏族人不同。

在此,我想延伸一个话题。小说忌讳把人物写死,尤其是主人公,但艺术来源于生活,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小说不但得遵循艺术规律,也得遵循生活规律,人物命运得符合本人性格,时代大背景,生活小环境。乌尔苏拉对于布恩迪亚家族如同精神领袖,小说轴线,马尔克斯让她活到了百岁,而且成为瞎老太婆,还是赋予她安静地去往另一个世界的命运。帕斯捷尔纳克那么钟爱日瓦戈医生,依然让他心脏病发作,猝死在路上。我把柳渡江也写死了,其实不忍如此,作品中的任何人物,不管是主人公还是次要人物,相濡以沫几年时光,每个人都像自己的亲人,怎能让自己的亲人赴汤蹈火呢?在写到柳渡江落魄死亡的情节时,我数次哽咽,敲击键盘的手指不停颤抖,为那一代人,为理想破灭的有志之士们。

阿探:《红雪莲》舍弃了宏大叙事,以个体生命感知的流变,以甚至颠覆传统构结方式的果敢最终熔铸艺术的超主流表达。这样的文本设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对于每一个援藏者来说,他们从不谈及援藏的宏大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万千不同人生与选择?您是如何理解援藏工作者,是奉献,神性,还是其他?

杜文娟:《红雪莲》目前所呈现的结构是写作过程中逐渐意识和调整的,最初设计是单线结构。复线书写也不奇特,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双线并行,循环交错。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同样属于二元结构。多维结构可以更加全面和广阔地书写和表达众多人物的不同命运,这只是我的一管之见。

援藏者也是人,有些还很普通,在选择前往千里迢迢的雪域高原之前,大多怀有报效祖国、守边固土之心。和平年代的援藏者,就是战时的出征将士,有着神圣和崇高情怀。近年来中央政府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方针,稳定边疆不仅是边防战士、边疆人民的事,也是援藏者的重要工作之一。

许多人无法理解孔繁森为什么二次援藏,我就特别能理解,曾经采访过的几位援藏者,就再次走上高原,有的干脆调到西藏工作,甚至有辞掉内地的铁饭碗去往西藏当医生当教师的。有人对我说,什么也不图,就是想真真切切地为藏族人做点事,让所有孕妇都能顺利生产,所有患者少些痛苦。柳巴松的原型就来自这些朋友。

当然,不是所有援藏者都是孔繁森,也有为了曲线升职前往的,有被动援藏者。不管抱着什么目的而去,多年以后,人人都会怀念那段在藏经历,认为这是一生中最大的财富和最绚烂的生命之花,更有后悔当时没有珍惜机会做更多工作的人。

时代:艺术及技术

阿探:在我们传统的说法里,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从您的文本中,包括从与更多的作家交流中,尤其是在当下,我却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生活比艺术虚构更丰富精彩。对于我们所身处的多元化激荡时代的社会,生活里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不发生的,生活远远丰富于我们的想象。为什么能够打动甚至撼动心灵的文学作品会越来越少,生活远远比过去的时代丰富复杂得多啊,可是文学作品越来越难以安妥我们的精神?以您的经历,您是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生活与艺术关系的,究竟谁高谁低?

杜文娟:生活与艺术究竟谁高谁低这个问题,让人难以回答,我理解为云彩与玫瑰的关系,各有千秋,互为风景。艺术与生活是有距离的,文学作品不是新闻串烧,也不完全是鸡零狗碎。我不认为能撼动心灵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现当代文坛,出现了众多优秀作品,一部作品是否上乘,需经时间检验。精神没有安妥,是因为身体总是悬浮在尘埃中,内心浸染在欲望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切就雅致了。

阿探:毕飞宇强调写小说技术是第一位的,连同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演讲题目都是《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大家们是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之上强调技术。伴随着社会的物质进步,文学创作似乎进入一个纯技术时代,尤其是更多年轻作家,甚至醉心、痴迷于炫技的虚构,因此促成了过于感觉化的“轻文本”流行。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偏极,我很质疑这种“轻文本”持续的价值,技术化趋势使得很多作家背离了文学的核心价值体系。这大约与一个作家的创作周期律缩短,个体与时代、社会融合程度趋高密切相关,更与创作浮躁相关。“轻文本”如强弩之末,作为创作训练尚可,面对读者其乏力显而易见。在《红雪莲》中,我看到了那些久违的质朴的打动并撼动灵魂的元素熠熠生辉。您的创作似乎与文坛流行色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对凸显技术构建的“轻文本”您怎样看?您又是如何处理技术与文学本源性元素关系的?

杜文娟:您说的“轻文本”,我理解为飞鸟型的作品,但不排除巨兽的存在,不管是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都有许多高妙之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走出去引进来的力度加大,国内作家逐渐缩小着与其他大语种文学的距离。

我的童年和少年经历,决定了我的自卑性格,我害怕热闹和团队生活,在大庭广众和人群中,常常会惶恐不安,反应迟钝,不知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是天蝎座人,毛病和优点同样凸显。向往闲云野鹤式生活,大半年不开一次电视,开了电视不大会用遥控器,用了遥控器单看好吃好玩的节目,更不看报纸。久而久之,自然与各种流行色保持了一定距离。

任何体裁的文学作品都讲究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这两个方面我都很欠缺。阅读可以解决怎么写,体验和经历解决写什么,未来的日子,希望有所提升。

构建:场域及适合

阿探:在我的印象里,您的创作以非虚构影响较广,但这次我读《红雪莲》切实感受到小说的震撼,一方面或许很少读过关于西藏的作品,另一方面在于作品本身所蕴含诸多震撼人心的基因。我对非虚构的理解是,在一个充满浮虚、假象充斥的时代,为力求构建被雾霭所覆盖的世界之下的本质性世界而着力的文本。无论是非虚构,还是小说,您始终坚守您的叙事场域——藏区。或许这是您最适合的选择,在这个您所独具的场域或圣殿里,您是最大的“王”。

从创作方面,谈谈您的文学场域构建吧。 杜文娟:首先要否定最大的“王”这个说法,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自古有之。

年少时写了几年诗歌,但没写出响动。后来写散文,上过几年散文排行榜。较早一篇小说发在《延河》1998年第1期“陕西青年作家专号上”。记得当时我年龄最小,也是新面孔,排在十二位作家的最后面。2010年因为中国作家协会派我到西藏定点深入生活,积累了大量素材,最初想以长篇小说形式表现,发现难度较大,就写了开天辟地头一部纪实文学,也算长篇非虚构《阿里 阿里》,后来两部纪实作品《苹果 苹果》《祥瑞草原》属于命题作文,受邀而写。因为题材的特殊性,《阿里 阿里》在国外和国内有两个英文版本,并参加过几次国际书展,藏文版翻译已经就绪,在读者中有一点点影响,所以有人认为我是报告文学作家,其实在《阿里 阿里》之前的数年间,发表出版过长篇小说和三、四十个中短篇小说。一个作家有写诗歌的经历非常重要,对文字的凝练、韵律、气息、优美,都会起到基石作用。

文学场域当然重要,既然与西藏结缘,尽量不辜负这份缘。

阿探:阅读《红雪莲》的过程,犹如展开西藏百科全书的过程,其中有着丰富的自然、人文、物象、症候及异域风情等等,在阅读之外也全景式凸显了西藏的地域风貌。从您第一次入藏,到现在大约十多年了,西藏的风貌如何一点一滴印在心底,您在藏区是否时时处处有着表达的冲动?《红雪莲》的完工与发表,是否可以理解为您对西藏情缘的一种归结与暂时搁置?

杜文娟:您的阅读非常细致。的确,我在《红雪莲》中处处留意知识点,小说背景既然设置在西部,就应该有西部的洪荒寂寞与单调,生命禁区中的所有生灵,显得稀缺而珍贵,哪怕一株班公柳,一株酥油草,一只驮羊,一只斑头雁,一支鹰笛,一朵雪莲花,都赋予生命之上的意义,都是雪域高原的圣物,既然是吉祥之物,就应该心怀感激,细致描写,生怕亵渎她们的灵性与光辉。

西藏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地方,冲动和倾诉欲如影相随,绵长久远。

《红雪莲》是我前半生最重要的作品,算是对青春岁月的一个小结。

文学:代际及创作

阿探:探讨文学创作,一般之侧重作品而不太强调代际。实际上,作家代际从来都是存在的。尤其现在,更多年轻的作家急切创作,为了代际代言。尽管涌现出很多突进强力的70后作家,但他们似乎还缺乏构建中国社会真切面孔的实力。《红雪莲》似乎给予了读者另一种人性高贵的面孔。有种说法是,70后属于夹缝中生存的作家,是否存在“夹缝”,您如何看?

杜文娟:我对作家的代际划分从来不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不值得为此花费心力。

阿探:最后一个落入俗套的问题,《红雪莲》之后,您是否还有新的创作计划,或调整自己重心到其他领域?

杜文娟:十年行走,四年书写,为了一朵雪莲花开。我不知道这朵花是否会艳丽,是否有盛期,但真的耗费了我大量心血,阅读和休整是自然的。

再次感谢阿探老师缜密高深的提问,对此,心存感激。

作者简介:阿探,青年评论家,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曾在《文艺报》《文学报》《名作欣赏》《文学自由谈》《大家》《长篇小说选刊》《延河》《橄榄绿》《西北军事文学》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30余篇。曾获《人民文学》2015上半年度“近作短评”佳作奖、人民武警出版社《橄榄绿》2016年度优秀作品奖、陕西文学研究所2016年度“优秀小说评论家”称号等,目前任职西安某高校。

杜文娟简介:女,祖籍陕西南郑,现居西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百名青年艺术家之一,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著有长篇小说《红雪莲》《走向珠穆朗玛》,小说集《有梦相约》,长篇非虚构《阿里阿里》《苹果 苹果》《祥瑞草原》等九部作品。有作品被翻译成英文、藏文,并多次参加国际书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