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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精神上的父亲 ——读云岗短篇小说《雪落大地》

日期:2017-04-13 11:56

云岗的短篇小说《雪落大地》(原载于《小说月报·原创版》2016年第8期)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视角,写了一个农裔城籍普通的“国家干部”回老家参加父亲葬礼,往返于城乡之间的所见所感。小说按时间顺序分五个小章节,前四个章节按情节发生的地点,分别写了主人公“我”在农村老家、城里的家里、工作单位会朋友,最后一个章节写父亲去世一周年他再次回老家祭奠父亲。每一个章节都围绕着父亲死亡这个中心事件,使得这篇小说的叙述结构清晰,自然。

父亲的葬礼操办完后,老母亲告诉“我”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父亲一年前曾遭到邻村一个恶人的暴打。善良的父亲无故遭恶人暴打,作为儿子不能保护父亲,之后又不能为父亲报仇,儿子因此耿耿于怀。这件事已经过去一年了,儿子在痛失亲人的悲痛中想要为父“报仇”,心情上可以理解,似乎也有必要:至少要对恶人进行责问,震慑其继续为恶的嚣张气焰。但事情会不会走向极端,发生两个家庭之间的打群架暴力事件?父亲和母亲此前之所以不想让儿子知道,就是怕其知道后有不理智行为,影响儿子的事业。父亲的“懦弱”,有着忍耐、吃亏是福等民间智慧在里边,也是他善良本性的流露。如小说所写的,父亲是乡间的能人,他有着做豆腐的高超手艺,靠做豆腐手艺支撑起一个家庭的生活重担,并言传身教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小说详细生动地写了许多父亲生前做豆腐、卖豆腐的细节)。父亲还把做豆腐与做人联系起来:“做豆腐就是从水里捞菜,苦是苦了点,可不下苦谁会给你钱?”“做豆腐讲究个干净,越干净越能出货,做豆腐和做人一个样呢!”“只要肯吃苦,我不信日子过不上去!过日子我谁都不服,就服苦”。父亲当得起乡村里“德艺双馨”的模范。

小说处处运用对照、比较的描写手法,或人与人比较,或今昔对照。在写那位开小车的朋友张青时,他们父子俩是靠着各种不正当关系发家致富的,而他们有着怎样的人品,从张青对待女人可见一斑。而“我”和父亲这一对父子,虽没有那一对父子那样有钱,但活得踏实自信,有着父子相承的诚实品质。“我”回到城里的家时,遇到妻子的冷对。“我”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件小事,父亲背着五岁的“我”在村子里找母亲,却喊的是“我”的名字。等找到母亲时,他们夫妻间的情话,透着浓浓的爱意亲情。当年贫穷但却幸福。对照现在“我”与妻子的关系,虽然富裕了,“我”也成了城里人,却不怎么幸福。妻子没有参加葬礼,这是失礼之举。父亲去世一周年时,她同样以各种借口拒绝参加乡间传统的祭奠礼仪。她有一种出身城里的优越感,对农村的丈夫,对丈夫的农村老家怀着一种蔑视。“我”在单位也遇到上级领导的冷对,这是官场冷漠的人际关系,缺少必要的人情温暖。下属的父亲去世,回老家略尽一点传统孝道,这位科长也要对“我”冷言讥讽。回想父亲,他总是以诚待人。父亲以前在“我”上初中、高中时,给班主任送他做的豆腐。父亲可能不知道,某位伟人说过,豆腐是穷人的肉,而他给老师送豆腐之举,在古代有一个专用名词:“束脩”,是对老师的尊敬。父亲此举确有古风,也是乡间醇朴厚道的人情体现,和现在官场的所谓送礼行贿不沾边。

中国是传统农业国家,农民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农民却处于社会底层。城乡二元对立,身为农民就在社会上低人一等。小说中,父亲这样的好人遭人暴打,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法制的阳光难于普照到广大农村。“我”努力奋斗成为城里人,却仍遭到妻子一般人的歧视。那个卖白菜的老汉被两个男女小青年拳脚相加,那个带孙子坐公交车的农村老汉,因为省一点钱而没有给孙子买票,就被司机打耳光。这个司机难道不知道他的行为不仅粗暴并且违法吗?他何以敢如此,就是因为他以为农村的乡巴佬好欺负。小说还特意描写了一个“不好欺负”的农村人,就是“我”的那个朋友张青。张青他们父子两人虽也是农民身份,但他们是农民中极少数的暴发户,作为暴发户二代的张青,用频繁玩弄城里女人的这种不道德手段“曲线报复”城里人,他认为这是对曾经身为农民所受歧视的反抗。小说在这里有一段描写:“天上的乌云越来越厚,沉甸甸地压在头顶,让人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看来一场大雪在所难免了”,那越来越厚的乌云象征了社会对农民的不公待遇,作者希望这不公待遇能化作一场大雪而消解。

小说最后一章,父亲去世一周年时,“我”再次回老家参加父亲的祭奠,路过那个暴打父亲的“混蛋”所在的村子时,临时起意想看一下这“混蛋”是个怎样的人。这是一个贫穷、衰败的村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村子叫“仁义坡”:“仁义坡是个小村,村头倒没有什么大槐树,却有一棵老皂角树。老皂角树被仁义坡人当成神树保护了起来,树干上、枝条上挂满了红布条。寒风拂过,光秃秃的树枝啪啪地响,红布条胡乱地摇曳,仿佛老巫婆胡乱打扮的头”。名为仁义坡,却如此衰败,这里的村民也像那个打人的混蛋一样不讲仁义吗?看到那个打父亲的“混蛋”时,“我”真想上去揍他,但还是忍住了,内心里父亲给“我”的教育让“我”住手了。这个“混蛋”人到中年却依然单身,房屋破败不堪。实际上,这个“混蛋”可能并不如人所想的那么恶,他只是一个穷民。仓禀实而知礼义,贫穷生盗贼,他也是一个贫穷的受害者。而这个“仁义坡”村名,可能是他们祖辈人起的,沿用此名,可能是他们尊重祖辈的教导,要多尊古训多行仁义,而实际上这个村的现状,是把古训沦为迷信。责任也不全在他们自身,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社会对乡村发展的缺位和对农民的歧视与不公平。国家富裕了,但确实还存在着国富民穷、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

小说里的“我”陷入了一种身份困境与道德困局,“我”是城里人,还是农民?城里人把“我”当农村人看待,如妻子,科长;而农村人又把“我”当城里人,如父亲,和那个打父亲的人。如果把小说中所描写的许多事件,看成是农村人和城里人的“战争”,那么“我”应该如何选择立场呢?可以感受到,作者写这篇小说的一个重要命意,就是要为农民受到的不公平鸣不平。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有意义的社会命题。古往今来,诗人与有识之士多有对农民艰难生活的揭示与同情。“我”在情感上是更倾向于选择站在农村人这一边。由于作者对生活的描写真实,丰富,这篇小说有着更为丰富、广阔的解读空间。小说结尾写到,天终于下雪了,似乎农村人所受的那些不公平都化作雪花飘落到大地。作者是否在希望这漫天大雪飘落到大地后能化为水,化为激流,冲刷化解掉农村人与城里人之间那道深深的鸿沟呢?

小说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雪落大地,这是一幅庄严而凝重的画面,雪花是为祭奠一个乡间善良老人的去世而落,预示着天地为之动容,万物为之肃静。小说的一个中心词就是“死亡”,全篇文字似乎笼罩着一种深情哀伤的乐曲,时而低沉,时而温馨,时而高昂,时而悲愤,时而无奈,像贝多芬的《悲怆》一样撞击着读者的心灵。

父亲代表着优秀的传统文化,他身上有着太多自古以来的优秀品质。小说从“我”对父亲的回忆,从与社会现实的对照等多角度多层次地写了父亲这一个人物,是“这一个”,更是一个人物群像,是那一群具有优秀传统品德的人的集体写照。“这一个”父亲,是所有善良、文明者的代表,是优秀传统的代表。农村人和城里人之间的争斗,就是“和为贵”这种自古以来的优秀精神文化的“死亡”。父亲的去世和乡村的衰败,代表着优秀传统这个我们精神上父亲的衰落与“死亡”。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那些优秀的传统,是我们共同的精神上的父亲。这篇小说是对传统文明这个我们的精神之父所唱的一曲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