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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人

日期:2017-02-23 14:13

果我说,这是一个不断向内转的时代,或者说,这是一个内心觉醒的时代,很多人肯定不会同意。但我坚信,如何发现、重塑一个内在的我,不但是现代文学的主题,也将会是现代人不可回避的人生话题。尽管这些年来,随着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的兴起,人类似乎一直在向外转,一直在和物质、消费达成某种默契,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那个沉睡着的内在的我,总有一天会苏醒过来。

这一点,我可以从文学之外找到旁证。大约是在一个月前,我受托邀请台湾的胡因梦女士来广东演讲,她从身、心、灵发展的角度提出,这十年,恐怕是人类内心最混乱、最迷茫的时期,重心几乎都在外面,所以世界一片喧嚣,精神却日益贫乏。度过了这个时期之后,人类会走向一个注重内心生活、不断向内探索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来临,是以女性为精神先导的。这似乎不难理解,因为在两性之间,女性确实更注重内在的生活,更愿意倾听内心的声音,对自我的敏感与守护,也比男性显著。据胡因梦介绍,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灵修班,学员也都以女性为主,她们借此释放压力,开始对身外世界有疏离感,甚至是厌倦感,她们都想停下来,听听内心的声音,过一种看似简单、却有内在深度的生活。

不可否认,这正在成为一种潜在的时代潮流。事实上,精神意义上的这种内在变化,不过是呼应了文学中早已有之的探索。熟悉现代小说的人都知道,现代小说最醒目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地向内开掘、探索自我,着力于考掘、辨析现代人内心里不同的细微体验。有人说,如果要给二十世纪以来的小说找一个主角,那它的名字只能叫“内心”,确实如此。西方从卡夫卡开始,中国从鲁迅开始,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自我勘探,它对于深化人类对自我的认识,重释人与世界的关系,都异常重要。

内心觉醒的文学表现,首先就是塑造有现代意识的个人,并关注个体的存在。

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可以看作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文化开端。尽管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化更多表现为一种集体主义,个人在这一文化体系中一直处于次要地位。但这个状况,随着现代中国的兴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像“狂人”这个形象,明显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人,他用自己的现代意识来重释历史、省悟自我,所以,《狂人日记》用了不少篇幅来写人物的内心生活,甚至他的幻想和梦呓。这样一种转变,就使小说书写的重心发生了偏移,它不再是写社会的、民族的、伦理的人与事,而更多的是呈现人的内心与精神。

《祝福》里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场景,也许更具象征意义。“我”回乡时碰到了祥林嫂。这时的祥林嫂,在鲁迅笔下是这样的:“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这是一幅经典的肖像,面对这样一个人,“我”是预备好了等她来讨钱的。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祥林嫂只是想问“我”一个问题:“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尽管祥林嫂是一个被凌辱的麻木者,但她这个疑问,却承载着鲁迅的思索,可视为现代个体对自我所发出的沉重一问。

你可以说,这是要表达一个关于启蒙的话题,但说到启蒙,我们总是以为,只有高处的人才能启蒙在底层的人,或者知识分子才能启蒙无知的人,但我们从未想过,底层的人,或者一种低处的生活和境遇,有时也能惊醒在高处的人,甚至启蒙他们。在我看来,《祝福》就含有这么一个意思在内。祥林嫂问完死后究竟有无魂灵这个问题之后,小说接着写到:“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为什么“我”会悚然,会觉得芒刺在背?正是这个问题惊醒了“我”,“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这既是在思考如何回答,同时也把祥林嫂的问题转化成了“我”个人的问题。接下来的对话意味深长。“我”吞吞吐吐地说:“也许有罢,——我想。”“那么,也就有地狱了?”“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唉唉,见面不见面呢?……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说完,乘祥林嫂不再紧接着问,“我”匆匆而逃,“心里很觉得不安逸”。①这里的“我”,明显是一个小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同情心,但对世界又有一种无力和漠然感。这是鲁迅小说中的“我”共有的特点之一。这个“我”不作恶,有同情心,但也并不勇敢,有时还会像大家一样胆怯、无奈。祥林嫂的追问,惊醒了像“我”这样的人,关于魂灵的问题,从此之后,对“我”就成了问题——而有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追问,就表明内在的人开始苏醒。

很多现代小说,都不断地把关于内在的人的省思,通过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让读者也聆听这种来自心灵内部的声音。这不是一种自我折磨,而是很多作家在思考人生时,都摆脱不了这样一种精神逼问:人应该如何活着?怎样才能活出意义来?活着的尊严是什么?我如何才能把自己从欲望和沉沦中拯救出来?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从内心里跳出来逼视着你。卡夫卡有一句名言:有天堂,但是没有道路。他相信天堂的存在,却又觉得个人在现代社会已被各种制度所异化、瓦解、腐蚀,人变成了像小动物一样无助、无力的存在,他已无法再获得通往天堂之路的信心和力量。他知道有天堂的存在,但他无法抵达,因为通往天堂的介质——人的内心——已经腐朽,不再挺立起来。这就好比我们都知道善是好的,内心却缺乏行善的能力;都知道爱是美好的,却没有办法让自己一直爱下去,“爱情有一夜之间就消失的恶习”。没有人在相爱时会想着分手,没有人不想让两个人的感情、婚姻一直幸福地维持下去,可是在生活中,我们见到了太多这样的悲剧:想爱而无力爱。现代人失去的往往不是爱,而是爱的能力。就如失眠的人,不是不想睡,而是睡不着,即便是非常困乏了,可就是睡不着。他失去了让自己安睡的能力。

精神问题更是如此。只要对人为何活着持续追问下去,每个人都会发现很多关于存在的悖论和难题。而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有追问的意愿,人会想明天的事情,会为那些还没有来临的事情感到恐惧。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就特别注重讨论所谓人对未来的各种筹划,其实就是要回答人对于恐惧和死亡的问题。同样是面对死亡,动物可能要当死亡迫近、肉身感到疼痛之后,才会感到恐惧。但人不是这样。死亡还没来临,人就会对它产生恐惧,他到底恐惧什么?细究起来,你会发现,人普遍都会对一种叫“不存在的东西”或“无”本身感到恐惧。比如,一个人走夜路,他为什么会害怕?他究竟害怕什么?不一定是害怕某个具体的人或事物,而是害怕一种叫做“不存在的东西”。它并不存在,但你觉得它一直隐匿地存在着,你为自己无法确知它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而感到恐惧。就如你把一个小孩留在黑暗的房间里,他突然醒过来之后,会对黑暗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的哭就是恐惧的一种表现。当你把灯打开,或者抱着他,他可能就不哭了,因为灯光或拥抱把一种黑暗驱逐了,不存在变成了具体的存在,恐惧就被克服了。这种对“不存在的东西”的恐惧,是人对生存的独特感知,也是人之为人的尊严所在,它意味着,人不仅是一个存在者,他还是一个会思考存在的存在者。

而存在的真实面貌,往往是在不断的思考和追问中才显示出来的。许多貌似正常的存在,经过追问之后,就会显露出荒谬、虚无的一面。这些荒谬和虚无的经验,也是生存经验中的一种。

很多的现代小说,正是不断地在给我们提供这种经验,进而使我们更深邃地理解了生存,理解了自我和世界的关系。卡夫卡有一个著名的短篇小说,叫《饥饿艺术家》,这是他自己特别珍视的作品,他去世前一个多月,在病床上校阅这部小说的清样时,还禁不住泪流满面。那个时候,卡夫卡也许想到了,自己其实就是这个时代最为孤独的“饥饿艺术家”。这部小说讲了一个艺术家关在笼子里面做饥饿表演的故事。人们出于好奇,通宵达旦地排队买票观看。每四十天为一个表演周期,整个过程,艺术家除了偶尔喝点水以外,一粒米都不进,任人观看、触摸他瘦骨嶙峋的样子。为了监督他是否偷吃东西,公众还推选出了人员加以看守,其实这是多余的,“他的艺术的荣誉感禁止他吃东西”。可是,有一天,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突然对“饥饿表演”失去了兴趣,即便是他无限期地绝食下去,也已无法再吸引人来看他的表演,理解他的人更是没有,他慢慢地就被人彻底遗忘了。艺术家最后说:“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您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②这话显然是一个隐喻。不是说我想要这样,而是我不得不这样想;不是我有意要和这个时代别扭着,而是我的思想、我的体验和这个时代无法相容。为何越来越多人选择自杀这条绝路?就因为他们的精神无法和这个时代和解,时代像一个巨大的胃囊,把他咀嚼一遍之后,又把他吐了出来,他成了这个时代无法消化的部分,成了这个时代里的一根刺。他想自由、清洁地活下去的唯一出路,就是拒绝活下去,拒绝和时代同流合污。

很多小说都描写了这种精神洁癖。这些人,信守内心的纯洁,找寻活着的价值,苦苦地为自己的存在划定坐标,他们不愿匍匐在地上,而是要站出来生存,要回答人之为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种精神洁癖,对于流连于世俗生活的庸众而言,也许是不可思议的。但文学所表达的,有时正是一种精神的偏执,一种片面的真理,它要证明的是,人的内心还有不可摧毁的力量,还有不愿妥协的精神。它试图呈现出一种存在的纯粹状态。这种有精神洁癖的人,和生活中那些有物质洁癖的人一样,都是少数,但都与时代的主流格格不入。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有洁癖的人,她到我家里来,都是自己带拖鞋的,去哪里吃饭,她也都自己带筷子,而我到她家里去,你穿上她家的拖鞋,走几步,她就跟在后面用拖把拖几下。客人走了之后,别人穿过的鞋,她要认真地消毒。她自己也知道这是很不好的一种脾性,但她无法控制自己,也许她看到的已经不是人和世界本身,而是一堆细菌。她想一尘不染地活着,但客观地说,每个人的生活都必须和细菌为伴,所以,她活得很累,也很屈辱。

有精神洁癖的人,他的处境其实与此相仿。他是个别的,不见容于主流社会,但他并不放弃自己内心的标准,而是要借由追问来逼视出人生的真相——文学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个体的真理。这种个体真理,常常是少数、异端、偏僻、锐利的。文学不仅是为可能的现实作证,它也试图把一种不可能变成可能。通过不断的质询,存在由此获得意义。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追问的人生不值得过,确实,如果没有经过追问、省思,人生就完全处于混沌、茫然的状态,是低质量的。也正因为如此,现代哲学和文学,都在不断地谈论“存在”的问题。

没有存在感的建立,文学就没有内在维度,人也没有心灵的内面,文学就会成为平面的文学,人也会成为单向度的人。

那文学应该如何表达“存在”这一内在的主题?这令我想起德国的雅斯贝尔斯,他是一个执着于存在的思想家。依照他的研究,“存在”至少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是人作为一种存在而存在,这是最浅的层面。比如一张讲台在这里,一个人站在这里,这就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是关于物质存在的一种描述。人的存在,显然不仅于此。当我们说一个人死了,指的是他的身体死了,他属于物质的那一部分消失了。这是最为表面的消失。可我们绝不能轻言孔子死了、鲁迅死了,为何?就在于作为肉体存在的孔子、鲁迅固然死了,但他们的书还在被人诵读,他们的思想还在影响人,从中我们依然还可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或许,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而已。这清楚地表明,人的存在,不仅包含物质层面的,也还包括精神、心灵层面的。

这就引出了存在的第二个方面:人不仅存在,他还是知道自己存在的存在。人和草木不同,和山川大地不同,甚至和鱼虫鸟兽也不同,那就是人有存在的自觉意识。有了这种自觉,人的存在就区别于无意识的物质存在了,这种存在的自觉,使他具有了领悟生活悲欢、感受生与死之差异的能力。这种领悟非常重要。一个人有存在意识,对个体的生与死有觉悟,他的生存就会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对死亡的认识,它关乎到一个人选择什么方式活着、怎样活着。接受了死亡教育的人,对生才会有一种谦卑和敬畏,才会对活着本身怀着一种郑重之情。但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见一些人,总是活得兴高采烈,神采飞扬,他觉得自己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也能安排好自己的日子。这样的快乐,往往是禁不起追问的,因为他遗忘了一个重要事实:人是会死的。假若他意识到了死亡就在不远处等着他,他就不会再沉浸于毫无来由的生的欢乐之中。不认识死亡,人都是狂妄的。我经常看新闻,发现那么多人不惜一切手段在抢夺,在占有,贪欲无度地扩张,精神不断地矮化,问题可能就出在他忘记了人是会死的这一事实。一个人以自己的权力和贪婪,用不义的手段攫取了无数财富,他其实是做了物质的囚徒,而没有想到,人死之后,都化成那把灰,即便你生前有再多的房子,到时也不过是住那几平方米的公墓而已。这才是人生不可回避的真相。

死亡不仅是对活着的终结,也是对存在的一种否定。面对人是会死的这一尖锐的事实,人生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至少,个人对人生的设计,就不会再盲目乐观,而会多一点追索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就此而言,死亡永远是悬挂在人类头顶的一把利器,它嘲讽一切肤浅的欢乐,也注销一切短暂的价值。更为致命的是,人知道自己会死,但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何时死。假如一个人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哪怕是活六十岁、七十岁,人生都会好办得多。活八十岁的人,等到七十九岁的时候,就可花光所有的钱,处理完所有挂心的事情,然后干净利落地走。可人生的困境是,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许多人按少年、青年、中年、晚年来规划自己的人生,想象自己老了将做什么,要去哪里旅游,该如何安度晚年,可谁保证你能活到晚年呢?疾病、意外或者别的缘由,都可能导致死亡提前来临,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阳。被时间拘禁在今天的我们,想象任何一种未来的生活,其实都是妄想。这样活着,更像是一种侥幸。那些突然死去的人,又有哪个没有过理想、没有过灿烂的人生规划呢?当死亡来临,一切就都成了虚无。

文学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地强调这些,使活着和如何活着的问题,成为每一个人都必须思考的人生课题。

人存在,也知道自己存在,再进一步,人还知道自己有一天将不存在,也就是说,人知道自己的存在是有限的,可他的内心,又有一种对无限的向往——存在的有限与渴望无限之间的冲突,就构成了存在的第三个层面。几乎每一个人,内心都渴望自己的存在能够延续得久一点,中国人甚至说得极为直白,“好死不如赖活着”。在中国,因为没有宗教传统,多数人不在宗教意义上信仰灵魂的存在,骨子里也不接受灵魂永恒这种观念,但中国人却崇尚两件事情:著书立说和传宗接代。二者在中国文化体系里,都有崇高的地位。其实著书立说也好,传宗接代也罢,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存在延续下去,拒绝让自己从此世消失。不同的是,著书立说借助的是精神的流传,传宗接代则是通过血缘的承继。因此,中国人是以另一种方式相信灵魂的永恒,他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不死的象征,只不过,这种永恒和不死,不是指向彼岸和未来,而是指向此岸、此世。钱穆说,“凡属超我而存在,外于我而独立,不与我而俱尽的,那都是不朽。”“人死了,灵魂还存在,这是不朽。”这里说的,其实更多是西方的观念,中国人所理解的不朽,似乎更具现实意义。“中国古人却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凡属德功言,都成为社群之共同的,超小我而独立存在的,有其客观的发展。我们也可说,这正是死者的灵魂,在这上面依附存在而表现了。”③德功言指向的都是现世,它是中国人所理解的灵魂不灭的证据。

但不管以何种方式来理解生与死的诘问,人的肉身终有一死,存在会变成非存在,这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人所有痛苦的根源。人无法超越肉身而存在,也无法突破时间的限制,这就是存在的有限性。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固然没错,但这话也可反过来说,未知死,又焉知生?死亡是一种提醒、警戒,当你想到人会死,甚至随时都有可能意外地死去,那些无度、无意义的贪婪和抢夺就瞬间失去了光芒。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甚至一直成为物质、欲望、权力的俘虏而活着,这才是存在最为荒谬的境遇。

面对死亡对活着意义的注销,如何才能反抗死亡、继续生存?这就引出了存在的另一个命题:向死而生。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都讨论了这个问题。向死而生,即直面死亡,在死亡的注视下活着,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活着来超越死亡。许多地方的平坟事件,之所以会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关乎那个坟包之争,它更是一种文化的较量。假若入土为安、死者为大的思想被颠覆,那所谓的中国传统也就丧失了一个重要的根基。中国人敬畏死亡,而且常常对死亡有一种达观、宽大的理解。尤其是在农村,死亡如同是一个公开的节日。那些与土地相伴终生的农民,早已学会了如何与死亡一起生存。在我的老家,多数人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有些人,做棺材的时候,像做新衣服一样,还要躺进去试试是否合身。棺材是上油漆的,为了防虫、防腐,过几年就要把它从阁楼上抬下来再油漆一遍。还有很多人,六十岁之前就为自己找好了坟墓,甚至生前就把坟墓按照自己的喜好修好了,他也不讳言这就是自己将来的家。我的祖母,生前就说希望自己的坟墓能够离家近一点,我问她为何喜欢离家近的地方,她说,远了说不定你们就不来扫墓了,离家近一点,家里煮什么好吃的,香味飘过来,我还能闻到呢。她对死亡从未恐惧过,她也不害怕那个将要去的地方,因为她说活着是坦荡的,死了就不害怕。同时,她认为自己生了儿子,儿子又生了儿子,生命就传承下来了,所谓的死,对我的祖母而言,不过是短暂的消失,或者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存在于祖宗牌位上,存在于子孙的血脉中。这或许只是一种朴素、淡然的人生观,但绝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愚昧,恰恰相反,这种人生观在中国极具代表性,它透露出一种独有的关于生与死的乡村哲学,尤其是那种乐观的“向死而生”的精神,对现代人也不乏启示意义。

也有悲观的人生看法,譬如,张爱玲有一种思想,叫“望远皆悲”,意思是说,你只要拨开眼前的迷雾,稍稍看远一点,人生就不过是悲凉、悲哀而已。那些快乐,欢场,那种不可名状的信心,都是因为只看到了眼前的事物,那么灿烂、光彩,而从未意识到,灿烂背后的灰烬,光彩背后的黯然。这几乎是一种无法修改的人生现实,繁华过后就是寂寥,生的终点就是死。无论你如何强大、不甘,你终究躲避不了人生的这个结局。你没有看到这些,不等于人生的悲剧就会离你而去;你看到了这些,心里响起的就是悲哀之情。人生的过程可以千百种,但结局却是平等的,在死亡面前,智慧、美名、财富、权位都将化成灰烬,这些生前令人念兹在兹的事物,并不能改变人生是悲凉的这一事实。张爱玲为何一直蜷缩在世俗生活里?其实是为了抗拒一种无法排遣的厌倦和虚无。王安忆说:“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④这样说,并不是没有道理。或许,由于张爱玲过早就洞穿了人生的本质,她已没有耐心去描绘现实世界里的争取、理想的光泽,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望远皆悲。她写着写着就会向读者亮出人生的底牌,把自己对人生的苍凉体认直接说出,而忘了展示这个过程的丰富和复杂。

这就是一种现代体验。就像卡夫卡,发现了一种精神真实之后,也是急于要把结论告诉我们。他的《变形记》,写人变成甲虫,这种写法,就艺术而言,是粗陋的,但这就是卡夫卡要告诉我们的,有一个比艺术自身还要重要的人生结论,所谓所有的障碍都在粉碎我,人再也不能像人一样活着了。这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小说观念,它所深入的是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写的是内心那种极为隐秘而细微的经验,那种不安、恐惧、绝望,根植于那个内在的人——这个内在的人,在过去小说中,往往是缺席的,或者是不动声色的,现在经由现代生存的提示,成了小说的主体,甚至成了小说新的主角。

这个内在的人,有存在感,对他的书写,代表的是对存在的不懈追索,它构成了现代小说的精神基石。而今日的小说,之所以日益陈旧、缺少探索,无法有效解读现代人的内心,更不能引起读者在灵魂上的战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重新做了故事和趣味的囚徒,不再逼视存在的真实境遇,进而远离了那个内在的人。


(本文为作者的课堂讲课实录,为《内在的人》一讲的前半部分,李德南根据录音整理、修改而成。)


注释:

①关于《祝福》的引文,均引自钱理群、王得后编:《鲁迅小说全编》,第158-15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

[]卡夫卡:《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孙坤荣等译,第290-296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

③钱穆:《湖上闲思录》,第26-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④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载《解放日报》200011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