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2016年第三期 >> 正文

我的医学启蒙老师

日期:2017-02-23 14:39

解剖尸体


坐落在喀拉昆仑山脚下的叶城是电影《冰山上来客》女主角古兰丹姆的故乡,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端,西邻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中所组建的“前线指挥部野战医院”就设置在这座边陲小县,战争结束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2野战医院。医院服务对象是陆军第六师、汽车第29团及其后勤基地,其中陆军6师是一支从陕北南泥湾走出来的英雄部队,它扼守着祖国的西大门,在海拔5千多米的喀拉昆仑山上设有哨卡,哨兵们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前方,守卫着祖国的领土。152医院定期派出医务人员上山,为这些“最可爱的人”提供医疗服务,同时还为当地维吾尔族群众看病。每当那些身穿五颜六色民族服装的维族姑娘、小伙子看见我们这些头戴红五星身穿黄军装的军人,老远就喊:“亚克西!” 这座边疆小县城洋溢着一派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的气象。

152医院门诊部位于医院大门以外马路右侧的平房里。

1973年冬天的一天,一所所长、儿科专家张咸珍从门诊下班,在马路的拐角处看见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女人。开始,他以为是个要饭的,再一看,这女人怀里抱着一个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女孩。女人看见头戴红五星的解放军,如同见到救星一般,两眼直楞楞地盯着张所长看,却不开口说话,那眼神好像在乞求:“解放军同志,救救我的孩子吧!”张所长读懂了那双充满期望的目光。救死扶伤本是医生的职责,何况我们还是人民的子弟兵!职业的敏感使他意识到这孩子病得不轻,他停下脚步,上前询问。原来,那年家乡遇到旱灾,粮食紧张,这女人和她的丈夫为了生计,带着三个孩子,离开河西走廊的老家,听说南疆是个好地方,人少粮多,便一路西奔,来到了这个人地两生的叶城县。那个年代,外出讨饭也必须有生产大队的介绍信,否则,就被称作“盲流”,意思是“盲目流动的人口”。经过千里跋涉,这时,大人和两个男孩已筋疲力尽,怀中最小的女儿更是饿得不成人样。看到镶嵌着“八一”和红五星的解放军医院,这女人如同茫茫沙漠中发现了绿洲一般,急急忙忙赶到这里,看着出出进进的解放军,她却胆怯得既不敢说一句求助的话,更不敢跨进医院的大门。

张所长二话没说,带着这娘俩直接进了病房,立即安排住院,马上治疗:给氧,鼻饲,输液。点点滴滴的各种药物输送进孩子的体内,医生们力图挽救那可怜的小生命。几天了,参与治疗、护理的除了所长,还有很多军医、护士、卫生员。他们不分白天黑夜,不辞辛苦,费尽周折,最终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瘦骨嶙嶙、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的可怜孩子停止了呼吸。

卫生员王晓琳一直参与抢救这个孩子,而且还亲手掩埋了她的遗体。看到那苍白的皮肤透着浅浅的黄色,一向善于学习并敢于提出不同见解的他,对这次抢救失败产生了诸多疑问。按照惯例,医院对每一个死亡病例都要举行讨论会,会上,王晓琳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怀疑该患儿可能是因肝脏问题导致的死亡。然而,他的意见没有引起与会者们的重视。他不甘心,又查找了所有能够找到的书籍和资料,也没有获得有说服力的答案。

王晓琳的身份虽然仅仅是个卫生员,但他对医学如痴如迷的钻研简直比那些老军医和专家还要执着。按说,医院里病人死亡很常见,不值大惊小怪,何况对这位“盲流”女人的孩子医院已经尽到了人道主义的义务,但王晓琳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的死因弄个水落石出。于是,他大胆向我提出解剖这孩子尸体的想法,我听了目瞪口呆。一是接触尸体实在有些害怕,二是不知如何解剖,三是一旦传出去后果严重。在那极“左”路线主导的年代,在那有着严格纪律约束的部队医院,这个想法实在让人感到可怕。

晓琳是我的好友,新兵分配时他被分到所里直接从事医疗工作,我被分到院务处搞行政。两年后,当我下到所里时,他在业务上已经能独立值班了。刚刚接触医学的我要从零开始,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晓琳就成了我的启蒙老师,他手把手地给我辅导。他帮我从最初级的《生理解剖学》学起。在学《病理学》时,他惊讶地发现我连化学元素符号都不认识,于是又帮我恶补《医用化学》。就这样缺什么补什么,紧赶慢赶,我总算踏入了医学门槛。刚刚入门的我,面对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操作,心态就像一个刚刚学会开车的新司机,处处小心,一有机会就想实践一把。不管是手术、穿刺、查房、换药、会诊、抢救、治疗、护理以及培训讲座,每次机会都我不愿错过。可对于私自解剖尸体,我实在是既担心又害怕,但最终还是强烈的求知欲占了上风。

我们把《解剖图谱》摊开在自己的床铺上,坐在马扎上,低头查看什么肝右叶、肝左叶、肝圆韧带、肝镰状韧带、什么Vaters壶腹、Oddi’、S括约肌……一遍又一遍地“纸上谈兵”。同宿舍的战友以为我们是正常的业务学习,谁也没有在意。

记得那一天,天上飘了一阵雪花,这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叶城极其罕见,也许是上苍察觉到了我们的计划,特意为这个不幸的亡灵致哀。

我利用午休时间,从供应室借来了切开缝合包,跟着王晓琳来到了医院后面的荒地里。我们俩像做贼似地四下张望,看看无人,才哆哆嗦嗦地刨出了尸体。切开腹壁,看到的肝脏已经失去了原本的红褐色,呈现的是浅黄色,表面还有一些小结节。对壶腹部的解剖关系做了辨认后,我们就匆匆收场,重新掩埋。

多少年以后,不论是做学生、医生还是老师,每当进入解剖室,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幕——第一次解剖尸体。

此后的几天里,我们参照病历资料,翻书本,对照,讨论。毕竟我们从医时间短,阅历浅,基础薄,最终也没有搞明白这孩子的死因。今天的我当然知道,孩子死于重度营养不良,这是一种全身性疾病,不仅肝脏和脂肪变性,心、肺、肾等重要脏器都会程度不同发生病理改变,王晓琳当年怀疑孩子的肝脏有问题完全有道理。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重度营养不良导致死亡,实际上就是饿死的。


医学才子


在那天天学马列、学毛著、读报纸、学社论,处处“政治挂帅”,时时“与天与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大气候下,王晓琳——一个卫生员,却把心思用在学习专业、研究病例、争论治疗上,他是我们152医院的“另类”。

在学习方法上,他不像我那样一字一句地抠书本,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笔记。他注重从实践中获取知识,从书本上加以总结,再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不仅学习效率高,而且学得轻松,记得牢靠,用得灵活。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临床操作,他掌握的深度和广度连资深的军医都不敢小看。

晓琳的执着和较真是出了名的,凡事不争出个结果来不肯罢休。有一次,一个军医给一个住院患者用了两种抗生素静脉点滴,他认为这两种抗生素合起来静脉应用其效果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降低。当即就和人家理论了起来,两人争执不下。这位军医从白大褂衣兜里掏出了《药物手册》说:“好好看看吧!”晓琳也不服气,转身回到宿舍,搬来了大部头的《药理学》,翻到有关章节,夹上书签来到办公室,说:“你看看这个,这才是最权威的!”为此,他俩从办公室争论到饭厅,从饭厅争论到宿舍,争得脸红脖子粗,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他俩在吵架。

他爱打抱不平的禀性,也时有显露。他看不惯一个麻醉医师对女孩子那种别有用心的殷勤,于是,明里暗里给他难堪,搞得这位麻醉师不得不处处躲着他。他在院办小药厂工作期间,看见一个把重活累活推给一个弱小女兵而自己却袖手旁观的男兵,便狠狠揍了这家伙一通,为那个小女兵出了一口恶气。医务处副主任、药物学专家孙广德在平息了这件事以后感慨地说:“王晓琳这家伙学什么会什么,干什么像什么,就是有点楞。”

所长对他既喜欢又恼火。喜欢的是他悟性高,学得快,其能力和水平不亚于很多军医;恼火的是他发表意见不看场合,不计后果,不顾情面,往往搞得人下不了台。

在工作上,他较早就能独当一面。所以,不论是上冰雪覆盖的喀喇昆仑山医疗站,还是到维吾尔族乡下巡回医疗,凡是苦差事都少不了他。在乡下,面对小儿肺炎,他合理应用抗生素,恰当处理高烧;面对脱水患儿,他正确把握液体疗法,纠正酸中毒和电解质紊乱。他为胸膜炎患者进行胸腔穿刺抽积液;为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洗胃及“阿托品化”治疗。休克患者血管壁塌陷,护士静脉穿刺不成功,他接过手,一针见血。当霍乱在叶城、泽普一带流行时,他被派去参加控制瘟疫,很快就能熟练应用加压输液和磺胺嘧啶类药挽救患者生命。当和田市玉田县发现烈性传染病鼠疫时,他又被派去参加防控疫情。他见到了著名专家xxx,聆听了“鼠疫与鼠疫杆菌”专题讲座。

他如同战场上的士兵,哪里危险就冲向哪里,哪里最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晓琳的学习精神与业务能力如此出类拔萃,出色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任务,主管业务的所长爱惜人才,一直看好他,一心想培养他。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这所野战医院就再也没有分来大学生,而医院上山、下乡、保健、军训等任务却有增无减。这么繁重的任务, 靠这些1962年建院(152野战医院的前身是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前线医院,简称前指医院)时期的老军医还能支撑多久?他们中不少人身体多病,仍坚守在边疆,就连所长也不得不拖着慢性支气管炎的病体,上到海拔四五千米的喀喇昆仑山医疗站去值班。

后继乏人是所长最为忧心的事,好在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了,这是为医院培养人才的好机会。然而在党支部会上,就推荐什么样的人上大学这一问题,主抓业务的所长和抓政治工作的教导员发生了分歧。所长从医疗队伍建设和野战医院特点出发,主张推荐业务水平高、悟性强、有培养前途的男卫生员去上大学,以尽快形成年轻梯队来接老军医的班,他首先提名王晓琳。而教导员则认为应该推荐那些政治表现好、积极要求进步的人,还要兼顾到女性和少数民族等等,总而言之,要全面衡量。所长的意见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显然不合时宜,他的提议被否决了。在教导员看来,王晓琳整天在钻研医学,很少花时间学马列和毛著,在政治学习讨论会上也很少听到他发言,这不是单纯的业务观点吗?怎么能成为培养对象呢?一向温文尔雅的所长一听,气愤地一拍桌子,说了句“扼杀人才!”便离开座位,扬长而去。

为了解决这次争论,医院政委找所长谈了次话,委婉地批评了他。

王晓琳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两年以后,被复员了。

一天下午,他让我帮他把两个装满书籍的纸箱子搬到了宿舍后面,他把书一本一本地撕开,颤颤抖抖地划了一根火柴,轻轻地点燃,连同笔记和信件。我第一次看见他那不大不小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略显黝黑的圆脸涨得通红通红,也许是那燃烧的火焰所致,也许是内心太痛苦,心里憋得太难受。没有话语,只有撕书的声音和燃烧的火焰,手指被烧出了水泡也浑然不觉。烧到最后,望着那一堆灰烬,他自言自语:“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离开152医院之前,战友们准备了一桌酒菜为他送别,还没有正式开始,他先喝醉了。


命运反差


19764月中旬,我也脱下了军装,离开了152医院,转业到华北油田工作。

华北油田位于北京以南广袤的冀中平原,总部设在距离北京约150公里的任丘县。为了满足这个新建油田十几万职工和家属的医疗需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亲笔批示,将中国医科大学与大连医学院组成的一个约200人的医疗队(当时在内蒙赤峰市初头朗下乡医疗)整体“搬迁”过来,同时,还从京、津、石家庄以及全国各大油田医院抽调人力,组建华北油田总医院和油田所属二级单位医院。

这个“医疗队”内有不少全国知名专家、教授,而教学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学术态度严谨,技术操作规范,医疗流程规矩。融入这样高水平的医疗团队,我深感自己基础之薄弱,只有继续学习,点点滴滴地去积累,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我利用在雁翎油田(白洋淀)会战值班的机会,“啃”下了“心电向量”;把英文单词制成卡片随身携带,强记硬背。王晓琳的学习方式和刻苦精神时时在我眼前浮现,成为我无形的榜样,引导着我在自学道路上继续往前走。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在强记硬背、深刻理解的同时,我把大量精力放在了临床实践中。按规定,每天查房两次,我坚持三次查房,晚饭后,我一定要到病房再看一遍我的病人,尤其是手术后的病人。做完手术,我一遍一遍反刍手术过程,查看上级医师的记录,把特别重要的部分抄写下来,装订成册,对照《手术学》《手术图谱》反复研读,不断设定问题,随时向主治医生请教。我是个左撇子,为了练习右手使用刀剪器械,我在右侧口袋里装了一把止血钳,手伸进口袋里随时随地练。病房、门诊、手术室、实验室、图书馆成了我的主要活动场所。

几年下来,我的专业水平大幅度提升,得到了华北油田总医院专家们的认可,由一名卫生员成为一名合格的外科医师。我永远忘不了这里的医学前辈们,他们手把手教我做手术、做检查、做治疗、写病历;教我查资料、搞统计、写论文、做课题。

然而,我更忘不了我的第一位医学老师——王晓琳。在新疆叶城的152医院,他帮我普及医学基础知识,帮我恶补医用化学,没有那些基础垫底,我不可能进步得这么快。

1976年冬天,我接到晓琳来信,他说自己不久就要做父亲了。谈到家乡,他说开会多,运动多,限制多,老百姓普遍吃不饱肚子,字里行间透露出生活的艰难。我当即赶到邮局给他寄了20元钱(当年我的月工资只有40元左右)。

1977年冬天,我回老家过年。正月里的渭北高原滴水成冰。我专程去拜访晓琳。小小的村子,问了几个人,竟都不知道王晓琳何许人也。正当我纳闷是不是走错了地方时,有一个人疑惑地问我:“你是不是找‘利娃’?”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利娃”是晓琳的乳名啊。这人指着不远处一个拉车的说:“你看,那不就是嘛,往地里拉粪哩!”

只见一辆装满了粪肥的架子车,在一条坡度不大的土路上缓缓向前移动,一个汉子正埋头弓腰拉车。我赶紧走上前,从车后往前推,拉车人感觉到后面有人帮他推车,但顾不上回头看。到了一处平坦地方,他才把车子停下来。四目相对,我一时不敢相认。只见原本健壮的他,体格明显消瘦了,原本中等的身材似乎也矮了许多。脚上沾着粪土的布鞋变了形,剃光了的头上冒着热气,黝黑的脸膛上挂着汗珠,黑色对襟棉袄敞开着。他伸出胳膊用袖子擦着脸上的汗,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看了好半天才认出我来。从152医院分别不到两年,我们俩人的变化竟恍若隔世。他脸上露出不大自然的笑。

进了他家的小门楼,窄窄的院子,上方是两孔窑洞,侧面是三间厦子。进到厦房内,迎面墙上的镜框里,镶嵌着不少战友的照片,红领章,红帽徽,黄军装,一个个英姿勃勃,豪气冲天,那其中就有152医院的卫生员王晓琳,可人们很难把照片中的他和眼前这个渭北高原的老农民联系起来。炕头上,他媳妇正做针线活,看见有客人来,就到窑里的厨房去了。炕头一角,不满一岁的儿子正在酣睡,我给这可爱的小家伙手里塞了5元钱,算是见面礼和压岁钱。

复原回到家乡的晓琳,正赶上“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生产队出勤由一天三晌变成五晌,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新平整的土地一时长不出庄稼,造成粮食普遍歉收。省、地、县各级工作组走马灯似的轮番住在村里,白天劳累一天,晚上还要开会学习。就连地里种什么庄稼都要由工作组说了算,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晓琳家里上有年迈多病的老父亲,下有嗷嗷待哺的儿子,日子过得相当艰难。我把带来的血压计、听诊器、叩诊锤、注射器及一箱子药赠送给他,希望他发挥自己在部队医院所学的医学知识和技能,做一名赤脚医生。比起当地土生土长的赤脚医生来,他的水平比他们要高出很多。

当我离开旬邑那一天,他执意要送我到县城。我们在县城唯一的国有饭馆——“红旗食堂”吃饭,那时候没有粮票是吃不上饭的。简单的一桌饭,他竟然吃了六个大馒头,喝了两大碗羊肉汤。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心里暗自流泪,看来他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

晓琳是个稀奇娃(方言,娇贵的意思),母亲早早过世,中年得子的父亲视他若掌上明珠。他的高小同学王纯喜回忆说:“我在职田高小上六年级时,晓琳从他们村里的初级小学考进来读五年级。老大不小了,脖子上还戴着粗壮的红锁圈(特别金贵的男孩从一岁起就佩戴一个用红布做的项圈,远端拴有银锁,以后每长一岁就增加一层红布,一直到12岁才脱锁),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我们问他是哪里人,他不假思索地说:‘旬邑县人’。从此,‘旬邑县人’就成了这个戴红锁小子的外号。后来,他怕我们高年级同学揍他,就不敢再说是‘旬邑县人’了。”

晓琳所在的村子只有十来户人家,名叫“那坡子”,是个很不起眼的小村子。他不愿意报出自己的村名,怕同学们瞧不起,“旬邑县”是幼小的晓琳心目中的“大地方”,这个戴红锁圈的小学生便以“旬邑县人”自居,一来给自己壮胆,二来显示出他对“大地方”的向往。然而,命运鬼使神差,这个从小向往“大地方”的晓琳,除了在新疆当了5年兵,一生大半时间都在当年他不愿说出村名的那个小村子度过,乃至到了晚年,还要翻修祖上留给他的房子,以便他死了以后能够停放在里面。 后来,听说晓琳在村合作医疗站做了赤脚医生。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简陋的医疗站没有输液条件,没有辅助检查手段,他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然而,每天10分的高工分,比起在农田建设工地上的出力活来,简直就是享福。

但他却没把心思放在这里。


牲口贩子


越是清闲,他心里越是不安。他想起小时候家里不缺吃穿,不缺钱花,槽上有牛有驴,圈里有猪有鸡。如今这日子怎么越过越穷了?不安分的他,逢集必赶,统着衣袖在牲口市上转悠,看看这头牛,摸摸那头驴。悄悄跟在行家们身后,看人家掰开牲口的嘴瞧牙口,听人家评论牲口的腿脚、腰身、毛色。凑到经纪人跟前,听他们论议价钱谈行情。本不抽烟的他不自觉地接过递来的旱烟袋,装上一锅烟,吧嗒吧嗒地抽起来。烟酒是社交的润滑剂,他索性把父亲的旱烟袋拿了过来,别在自己腰间,在牲口市上,也效仿着那些牲口贩子,把烟袋递过去,让对方尝尝自己烟袋里烟叶的味道。以此便拉上了话,谈起了牲口,念起了生意经。一来二去,就和这一道上的人混熟了。回到家里,他带着问题向老父亲进一步讨教,什么秦川牛、关中驴、东牛、西马、阔骡子;什么一对牙、4个牙、扎边口、老边口……

不久,复员军人王晓琳竟掌握了有关牲口的许多常识,做起了贩卖牲口的营生。

每逢147日,他赶到甘肃正宁县的寺村集市上,从这里便宜买,每逢369日,再到职田镇集市上卖。就这样,一头牲口一转手,少则赚几十,多则上百元。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强劳动力靠挣工分一年也挣不到一百元,县委书记一个月也不过几十元工资。我也曾经向行家询问过,他们都说这行道没有个三年五载是不敢轻易下手的,即便是老手,也有看走眼的时候。而天资聪明又有胆量的王晓琳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在牲口买卖行道游刃有余,俨然成了一个行家里手。

手头活泛了,胆子更大了,涉足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贩猪、贩羊、贩架子车……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些受限制的商业活动还处在半地下状态,而他却不管不顾,赚了钱就和道上的人下馆子,时不时邀几个老战友喝酒猜拳,往往喝得酩酊大醉。

心思没有放在当医生看病上,拿着高工分却整天不在医疗站,医疗站形同虚设。在农民眼里,医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走到哪里都被人高看一眼。而晓琳放着医生不好好做,却贩起牲口、猪、羊来,村里乡亲们实在难以理解。意见反映到大队部和工作组,书记找他谈话,他干脆辞职不干了。

我深为晓琳惋惜。弃医经商,实在是他人生错误的选择!这本是他的强项和优势啊!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看病难,农村医疗事业大有可为!赤脚医生上学、进修的机会很多。原152医院的战友乔治华复员后不就上了卫校、毕业后在镇医院当医生吗?以王晓林的医疗知识和技术水平,如果踏踏实实行医,他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医生。

能够不受一时利益的诱惑,专心做好一件事,需要耐心和勇气;能够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需要大智慧。

在生产队里劳动可不比在医疗站那么自由,每天必须和大家一起上工、下工,要想赶集做生意就不那么方便。自由惯了的他牢骚满腹又口无遮拦,甚至还为别人的事情带头跟工作组的干部理论。那是什么年代?不识时务的他被工作组点了名。要不是有好心人给他透漏风声,让他跑出去躲起来,他就会被送到公社“学习班”里。在那里,白天干重活,晚上挨批斗,体罚以及拳脚相加是家常便饭。再戴一顶“投机倒把分子”帽子,打入“黑五类”行列,被管制起来,就和犯人差不多了。


苹果养植大户


金钱的诱惑太大了,人一旦尝到赚钱的甜头,实在难以收手。晓琳在经商赚钱的路上越走越远,曾经的从医经历成为遥远的过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政策逐渐放宽。土地承包后,农民自己可以做主在承包的地里种庄稼了。地处北纬35度、东经108度的旬邑,其海拔高度、地形地势、土壤、日照、温度等自然条件,是理想的优质苹果生长地。90年代初期,政府号召农民大面积种植苹果,并给予支持。但多数农民一时难以接受,“好端端的地都栽了树,粮食哪里来?吃什么?”刚刚吃了几年饱饭的农民生怕再回到挨饿的年代。

晓琳弯子转得快,他率先在承包地里栽了10多亩苹果树,还开创了雇人干活的先例。加之政府派的技术人员指导,果树长势良好。又在果树间隙套种了低杆农作物,苹果、粮食两不误,收入颇丰。先走一步,步步领先,90年代中后期,当黄土高原上到处都是苹果树的时候,他已经获益好几年,成为苹果种植大户。

让晓琳颇感欣慰的是三个儿子长大了,个个都很能干:老大在镇上开了商铺,主营化肥和农药;老二在青海开车跑运输;老三技校毕业后营销数控机床。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2003年的一天,突然传来二儿子在青海车祸而亡的消息,这对晓琳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从此,他心灰意冷,闭门不出,谢绝一切应酬,更无心思做生意了。

2010年清明节后,我邀请旬邑的战友在职田镇聚会。张金章说晓琳不一定能来,我说:“你告诉他,就说是我请他”。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来了,看上去苍老了许多。少了激情与热情,多了几分凝重和沧桑。见到三十多年未见的老战友,也没有显出多大的惊喜,席间少言寡语,和以前相比判若两人。战友们说,这是他自从儿子出事后第一次露面。

这次聚会之后,我给晓琳打电话,劝他少抽烟少喝酒,保重身体,不要窝在家里,经常出来走走。

他问我:“到深圳一趟两万块够不够?”

听起来,他不差钱。

老战友王纯喜对我说,前不久他从咸阳回到旬邑老家,在职田镇看到了晓琳。他坐在大儿子的商铺门口,一手抱着孙子,一手撑着长长的旱烟袋,缭绕的烟雾,呆滞的目光,当年那股虎劲早已烟消云外。

哎,性格决定命运,环境改变人。

我不禁想起一首歌来:

人生是一盘棋,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过河的卒子,也能够所向无敌。

人生是一出戏,各种角色都要演绎。

红脸与白脸,从来都身不由己。

人生是一个谜,不到最后难知根底。

现实和梦想,谁可以重叠一起?

人生啊人生,多一分洒脱少一声叹息。

人生啊人生,留不住岁月留得下情意。


相聚在鹏城


2014年春节前后,我照例给有联系的战友挨个打电话以表新春问候。当打给王晓琳时,接电话的是一位女性,说她爸爸在东莞过年。我问“你是谁?”她回答说是晓琳的儿媳妇。我让她把我的电话告知她爸。

正月初三,晓琳从东莞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想来深圳看我。我很高兴,并告知他行车路线。

第二天上午,我驱车在深圳北站民塘路大桥下,见到了晓琳一家5口:他和夫人,他们的小儿子夫妇及活泼可爱的孙子。由于道不熟悉,开车走了不少冤枉路。中午,我们在一家蒙古风味餐厅吃饭,我带了一瓶珍藏多年的法国波尔特红酒,那是我女儿在法国读书期间在原产地酒庄的酒窖里买的,可谓正宗的法国葡萄酒,也是这桌宴席上最珍贵的酒。然而,令我失望的是,客人们只是礼节性地喝了几口,未加评论,而对那蒙古手抓羊排则赞不绝口。

午餐后,我们一起驱车到我家聚会,在阳台花园的遮阳伞下,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晓琳感慨地说了一句:“兄弟,我可享了你一回福了!”

我问他这几年日子过得怎么样,他回答说:“今年果园里的苹果卖了20多万,和大儿子往南方贩运水果收入50多万。去年在职田镇买了一个商铺和新建的社区商品房……”

我问他:“你这个百万富翁打算如何消费?是国内游还是出国游?”

他回答:“今年还要在老家盖房子。”

我说:“在村里盖房还有啥意义啊!咱们的老战友很多都在海南买了房,李铁梅、薛金山夫妇在文昌,王兴明夫妇在琼海,牛红在三亚……他们都过着候鸟式的生活。你与其在村里盖,不如到深圳或周边买。”

不料,他回答:“家里还是早年的旧房子,不盖新的我死了停放到哪里啊?”

我一听,打了一个激灵。记忆中,这是老家农村那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常挂在嘴边的话,今天却出自我的医学启蒙老师之口,我心里一阵苦涩,却不得不笑着劝他:“都什么年代了,你的观念也要变啊!”

他没有做声。

下午,我带他们到莲花山上瞻仰邓小平铜像,俯瞰深圳市区,市民中心;又驱车来到蛇口海上世界,游览明华轮,观赏音乐喷泉。

夜幕下,我们在西部大桥下的滨海公园听波涛拍岸,感受习习海风,欣赏那迷人夜景。大桥像一串璀璨的明珠,通向对岸——同样灯火辉煌的香港。

已是晚上8点多了,他们依然兴趣盎然。

我送他们到沙河西路宝安至东莞的路口道别。

目送远去的车灯,我仿佛看到他在152医院烧书燃起的火焰……

“不盖房子,我死了以后往哪里停放啊?”

我耳边久久回响着战友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