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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一个打开心灵的过程

日期:2017-02-23 14:37

小说家应该做的是把小说与生活拉开距离,来表现自己想象的另一种世界,或者人生。在传统小说的观念里,衡量人物可塑性的标准,主要是看他们的社会角色是不是真实的,这就使小说陷入了一种困境,缺乏足够想象力。有些小说人物的自我存在需要角色转换,通过社会的价值实现或他人的理解才能获得,而有些是依赖于另外一个对于他人而言,是在陌生的领域慢慢打开的过程,作为一个主人翁才进入了叙述的过程之中的。现当代小说,有很多好的小说作家,就基本上摆脱了靠经历写作的这一途径,他们对现实的态度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创造了一种在生活之上的另外一种现实,这是作家用心灵体验了现实后,另一种真实的艺术写照,它往往关怀的是一些持久性的话题,比如人生命运,还有感情。这就更能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可操作性技术了,因为在有限的艺术空间里,要受到文本的限制,还要表达出有价值的艺术目的,没有一定的技术是写不出完整的、高质量的小说作品的。

在我没有看到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长篇小说《酒巴长谈》之前,我对小说的技术性只停留在“技巧”这个层面上,虽然“技术”与“技巧”只是一字之差,但两者的层次却相差很大。当我看到略萨在这部长篇小说里面穿插进十几个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基本上就是圣地亚哥与安布罗修在酒巴里长谈的,有关圣地亚哥家庭里的生活内容,略萨在视角上的交替转换,使这篇小说的叙述程序,在立体化结构上将发展和存在,并且进行了多个层面的表达,使小说呈辐射状扩张,但又在控制范围之内,绝对不放纵。这种巧妙的设置,以解剖式的叙述方式,表达了小说空间的可能性,并且能够达到统一的和谐,我在惊奇之余,才突然悟出,小说光有一点技巧是不行的,而是要讲求技术性的。略萨在小说结构上的技术性创新,才使他的小说结构成为推陈出新的一次现实主义结构的革命,还使他所塑造的人物有了鲜明的特征。

我没法给小说设定一个名词,但我认为的好作品,应该是叫人读后,过了很久还能记住其中的某一个人物,或者是某个细节,哪怕记住其中的一句话也行。一篇好的小说,就不能赋予小说太多的使命,不然,小说承载的都是小说之外的负担,就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性,而变得只像一个完整的故事,恰恰缺乏小说应该具备的柔韧性,没有留下足够的艺术空间。一篇好的小说是作者赋予了小说中的人物要表达的人生状态和生活态度。像海明威、博尔赫斯、福克纳,还有罗伯格里耶等等一些伟大的作家,他们的小说因为其艺术本身的价值,表达的是一个民族甚至人类的命运和生存状态,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可能存在的世界,才成为人们精神追求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品。

比如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他从布恩地亚家族的历史变迁中找到了小说本身需要的线索,使这个历史跨度百年的作品有了本质的统一性,在这部伟大的杰作里,处处可见作家的技术匠心。再比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他在卫国战争之中,因为一封书信,蹲了八年的集中营,受尽了苦难,后来还被开除了国籍,但他的心态非常平静,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他只写了一个政治犯一天的生活情景,但他给予了这部小说的却是一个处乱不惊的整个人生。这两个作家的作品,是两种类型,但从两方面的极限中表明,小说隐含着一种潜在的技术。因为有了技术,小说才在叙述过程中,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达可能。

我一直这么想,写小说就像做一个技术活,一个作者的娴熟与否,取决于他的熟练和经验。一个作者刚开始写小说时,总想着怎么编一个自己津津乐道的完整故事;到会写时,总想着怎么才能把故事编得出奇制胜;写到一定程度时,才想着怎么把小说写得没有故事,留下的全是作者对人生的心灵感受。就是说,创作其实是一个打开作家心灵的过程。

因为,小说似乎很难用明晰的语言来说明它的特征,我对小说没有什么研究,也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我只是认为,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不一定就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那是《故事会》干的事,与小说无关,小说还是要写出一种人生状态,写出人的生活态度。


作者简介:温亚军,196710月出生于陕西省岐山县,1984年底入伍至今,曾在新疆服役16年。现为某部队出版社副社长,大校。著有长篇小说《西风烈》《无岸之海》《伪生活》等六部,出版小说集《硬雪》《寻找大舅》《驮水的日子》等九部。作品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首届柳青文学奖、北京市政府奖,以及《小说选刊》《中国作家》《十月》《上海文学》等刊物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日、俄、法等文。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作协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