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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柳青

日期:2017-02-23 14:35

柳青逝世将近四十年之后,晚年一直陪伴他的女儿刘可风,在2000年由出版社编辑岗位退休后全力以赴、全身投入,努力完成了一部38万字的厚重之作——《柳青传》。这本书既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又是一部出色的传记文学,读它,我们可以从中更深入地了解一个真实的柳青,一个可亲可敬而丰富的柳青。

柳青是共和国建国后三十年期间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生动、深刻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农村的巨大变革。他热诚地关注现实、关注民生、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写作道路,对新中国的作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柳青时,深情地说:“柳青在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农村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笔下的人物才能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读着《柳青传》,我常常被感动着、启示着、回忆着那段过往的岁月里有幸同这位我敬重的前辈作家的交往。

柳青长期深入生活,扎根农村,同农民打成一片。早在一九五二年,他就离开了繁华的城市西安,落户到终南山下的长安县皇甫村,成为了这个村一名普通的“庄稼人”。虽然他担任着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却不曾在韦曲城里坐过一天办公室。他把全家搬到了皇甫村。他在村里的住房是利用村头一座叫中宫寺的旧庙宇修补而成的,柳青自己在院里种植了些花草树木,铺了一条石子路,别有一番田园风味。他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正是取材于皇甫村,酝酿于此,写作于此。他在和皇甫村农民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劳动中同呼吸、共命运,结下了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群众把柳青当作知心人,当作自家人。村里人心里有话儿喜欢向他倾吐;遇到困难事儿愿意找他出主意帮忙;哪家女儿出嫁、儿子结婚,也总要先奔村头来告诉柳青;队上的牲口病了急得没法子,队干部半夜里提上马灯也来找柳青,商量医治的办法。柳青在构思和写作《创业史》的过程中,有时写出一段或一个章节,必要时就念给农民听,征求他们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常常是农民社员给了他莫大的启发和帮助。我几次到皇甫村拜访柳青时,我们的谈话常常被不断的来客(都是本村的男女老幼社员)中断。

社员们有的来向他报告生产队上的喜讯,有的来和他商议某一件具体的工作,还有的是发生了家庭纠纷请柳青评议、调解,有的遇到了某些解不开的“疙瘩”,诚恳地向他敞开自己的思想,请柳青分析帮助……柳青总是一一耐心地帮助农民朋友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力所能及地帮助社员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队干部、社员们总是愁着来喜着去,甚至有的两口子面红耳赤地吵着嘴来的,被柳青说服了,走时却高高兴兴,亲亲热热。农村的集市最为热闹。逢集的日子柳青总是身着不变的对襟上衣,头戴瓜皮帽,手提长杆旱烟袋,同农民一样提上个筐,高高兴兴去赶集,因为在赶集的路上和热闹的集市中他能听到农民真实的心声。

看到柳青和皇甫村的农民们亲如一家的动人情景,我觉得柳青之所以能够为我们创作出如此卓越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正是他坚持不懈地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生活的结果。也正是由于他如此深入生活,接近群众、熟悉群众、了解群众,所以他的作品中人物栩栩如生,

情节曲折引人,生活丰富多彩,为我们呈现的是农村历史的画卷。他的创作态度也极为认真、严肃。有一次在皇甫村时,在他家里,我偶然在他的书桌上看到几张《创业史》的人物表。那细致、周密、完善的程度,真像生活中实有其人一样。作者等于给他作品中每个人物写了一个简要的自传。然而这又是典型化了的人物形象。这是多么大的功力呵!当我指着人物表向他求教某些问题时,他笑着说,这些人物像梁生宝他们一样早已在我头脑里活起来了。他们整天在我脑子里跳腾哩!使我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非要把他们写出来不可!《创业史》的成功,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不幸的是,柳青积劳成疾,被病魔过早夺去了生命。这是我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在他患病期间,一九七二年五月,当周恩来总理获悉柳青的病情后,立即指示卫生部门为柳青积极治疗,指示陕西省委要对柳青妥善安排,并说:希望柳青养好病,写完四部《创业史》。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使柳青深为感动,他增强了要加快步伐完成四部《创业史》的信心和力量。于是在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虽然病症没有痊愈,他却于一九七三年怀着兴奋的心情重返生活基地皇甫村,坚持把《创业史》第一部修改了一遍,之后又开始动手继续写第二部。粉碎“四人帮”后,柳青彻底得到了解放。他精神焕发,意气昂扬,在病床上坚持用三个月的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奇迹般地完成了第二部的修订工作。

一九七七年秋天,柳青来京治病,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我和阎纲相约去看望他,不料进屋后,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位朴实然而瘦削的农村庄稼汉模样的老人蜷缩在一张小床上,正在休息。他的身旁放着氧气袋,床头放着几本新书,氧气管上还堆放着一厚摞《创业史》的小说校样。见此情景,我们真是感到心疼。他显然苍老了,病倒了!我们真不愿意把他惊醒,宁肯只看上他一眼,回头再来。正当我们悄悄离开时,他醒了,抬起身子有气无力地用他那我们所熟悉的陕北话慢腾腾地说:“谁呀?进来呀。”

我俩回到他的床边。他一看是我们俩,笑了。第一句话便关切地问:“文化大革命”中你们咋样?现在在哪里工作?我们回答,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刊物编辑工作岗位。他欣慰地笑了,点点头,心情沉重地说:“你们今天来不是看到了么,我的身体不行了,怕完不成计划了……不过,只要我还能动弹,我挣扎着也要写下去……”看得出,他说话时已经很费力,时不时还咳嗽,但他的目光是坚毅的,精神是顽强的,信心十足。这使我们感到高兴,坚信《创业史》一定能够完成。这其实也是广大读者的愿望。我们又和他说了些家乡的情况,便告辞了。后来听说直到他病危时,还多次向大夫倾诉自己的心情:“让我再活二三年,我就能完成《创业史》,那时我就安心了。”

这是一位作家强烈的使命感哪!这使我忆起,有一次我在皇甫村拜访柳青时,他就曾说过:“西安城里没有重要活动我是不去的,我希望集中精力和时间,这辈子完成四部《创业史》,这就是我对党对人民尽力了……”至今,这句话依然响在我的耳际。它,已经成为柳青无法弥补的终身憾事,也成为我国文艺事业的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