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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讽刺”中探索生命的意义——读高鸿中篇小说《孙文化的梦》

日期:2016-05-17 11:53

    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指出:“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

    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讽刺”司空见惯。从人尽皆知的《儒林外史》到《围城》,再从国外的马克?吐温到果戈里,都将讽刺艺术发挥到极致。作家高鸿新近创作的中篇小说《孙文化的梦》(原载于《延河》2015年第4期)也处处散发着浓郁的“讽刺”味道,称得上典型的讽刺小说。

    

    一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对于讽刺,鲁迅还谈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在或一时代的社会里,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

    《孙文化的梦》主要描写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主人公孙文化为实现自己的“文学梦”,在婚姻、爱情、工作、人际交往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小说读起来真实感很强,令人深感故事或多或少在自己或是亲朋好友身上发生过,甚至觉得“我”就是现实中的孙文化。

    有人说,“讽刺”是以生活中形形色色“丑”的事物作为描写对象,以嘲讽、批判、揭露、抨击等态度描述滑稽、可笑、消极、落后乃至腐朽反动的现象、事物或思想。

    在作品中,作者对孙文化盲目自大、急功近利、虚伪、爱慕虚荣等性格和品行中的缺点、缺陷进行了重点刻画与批判。提及自己的“梦”,孙文化对妻子张莉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老子是谁?老子是作家啊,作家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吗?秋田草蜢,井底之蛙。”谈到自己的文章,“觉得无论立意还是段落,都是俊朗的,层次分明的”,甚至自认为三年就完成的百万字小说《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只要出版,肯定会引起轰动,获茅盾文学奖不意外,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是有可能的”。再比如,得知自己的散文《故乡的小河》入围“盛世征文大赛奖”,但前提是需缴纳500元评审费便可获得三等奖以上的荣誉,他几乎等不到第二天天亮便去汇款。妻子因而斥责道:“花钱买荣誉,虚伪到家了!”

    工作环境也是讽刺的一个重要手段。为此,作者颇具匠心地将孙文化的工作“安置”到鱼龙混杂、没有前途甚至效益都不好的污水处理厂,而这份工作恰好与主人公的“才华横溢”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污水厂,渐渐地,孙文化从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变得平庸甚至低俗,这正如岳父所评价的:“整天跟污水打交道,一身的秽气!”

    与此同时,孙文化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况也令人失望、担忧。他在农村长大,又不是本地人,结婚多年一直租住在四十平米的一室一厅里。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这个曾经“有时正在餐厅排队,冷不丁被同学认出来了,惊喜的目光甚至尖叫”的人物在同学亲友面前已经有些抬不起头,甚至影响了婚姻生活,所以妻子说:“当初瞎了眼,跟你结婚没房没车,原想着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可谁知麻袋换草袋——一袋不如一袋!”

    作者也对其他人物进行了冷嘲热讽。张莉曾是“校花”,虽然污水处理厂王厂长、酒店唐经理一直贪图她的美色,但她洁身自好,“一根筋,不开窍”,但没想到的是,为了成就丈夫的梦想,最终把身体“奉献”给了出版商。这令读者在感动她为爱情婚姻甘于“献身”的同时,也对她的荒唐做法表示惋惜和遗憾。尤其是她因吵架而被丈夫一把推开后,面对丈夫的搀扶,却突然向丈夫推销起了保险,令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还有岳父,尽管一直认为孙文化这个女婿“徒有外表,夸夸其谈”,但自己却整天把大把精力耗在麻将桌上,输了钱就拿老伴撒野,拍桌子砸碗,甚至因“自摸”激动过度而落下病。即使女婿在精心照料他的时候他固执地不予以配合,因为生气,“把针拔了下来,液体滴了一地”,还说女婿居心叵测,想谋财害命,这显然表现了岳父的道貌岸然、欺软怕硬、迂腐、不通人情世故等等。再如,妻妹张梅为了满足奢华的生活,做起了娼妓,甚至染上了毒品。还有王厂长、唐经理、出版商等人,作者对他们也进行了极其辛辣的讽刺。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然此类(讽刺)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若较胜之作,描写时亦刻深,讥刺之切,或逾锋刃……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对于《孙文化的梦》,无论从人物还是环境、语言还是行为和心理意识来说,作者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甚至是“广撒网、重点培养”式的冷嘲热讽。整个小说如同一锅熬好的药,散发着浓烈的讽刺气味。毋庸置疑,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讽刺小说。

    

    二

    

    文本即是语言。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曾指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所指”是指事物的概念或定义,类似于中国哲学中的“名”。“能指”是指事物的本质含义,是事物本应成为的事物,也相当于中国哲学中的“实”。

    作品中的“孙文化”其实是一个符号式的人物,更是一种“象征”或“意向”。读罢,令人觉得孙文化既是小说的主人公孙文化但又不是孙文化,而是一种名叫孙文化的群体或阶层。

    总的来说,孙文化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界的一个典型或缩影。他是文人,但又是一个“人格”不健全的文人。《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还没写成,就“白日做梦”般地想着如何消费这部分钱。待小说送到出版部之后,就自以为是地“觉得事情已经取得了80%的胜利”,还没等得及出版社看他的作品,就用自己幻想出的“稿费”买房子。实在等不及“发财”的情况下,甚至让出版社预支一部分稿费……写长篇小说这件事再次表现了以他为代表的部分文人的急功近利、盲目自大甚至虚伪。小说第一部分还提到了在山坡上他为妻子即兴写的一首诗,而这般低俗的诗作也是对孙文化写作水平的一种强烈质疑,也恰好照应了他的自以为是。其实,作为心怀一颗“伟大”文学梦的孙文化,似乎始终没有明白这样的道理:“文学事业是需要投资的,没有哪位大作家一开始就是富豪的。他们都是经历诸多磨难一步步攀上塔顶的。”

    除了对文人的讽刺,小说也对文化界的某些现象进行了抨击。《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在网上“出版发行”后,孙文化看到网友为自己的“得意之作”灌了大量的水,盖了摩天大楼,但得知真相后,却又自感“恶心”。而网友以复制粘贴的方式为小说写评论、发帖子的细节,不仅体现了虚伪文人、低俗读者的互相吹捧,更是表现了文化秩序的“一片狼藉”。

    除了文化界,作者对商界和政界也进行了猛烈的炮轰。作为生意人的唐经理,为了最大化谋取利润,把一个“守身如玉”的张莉培养成了一个交际花,还使其学会了喝酒,甚至最后“迷奸”了张莉,这体现了商人“唯利是图”“无奸不商”与个别商人品行的败坏与道德底线的缺失。对于出版商,他不从文学和商业价值看待孙文化的作品,而是遵循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潜规则,即张莉“奉献”身体、自己“奉献”变成铅字的作品,这看似“等价交换”,但却是泯灭人性的交换。而小说结尾提到张莉手机上显示的“账已两清”四个字,更是将部分商人精于算计的无耻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另外,小说提到的“盛世征文大赛”评奖一事,还侧面对现今文化界与出版界普遍存在的“掏钱就能得奖”“花钱买版面”的现象进行了深刻揭露与讽刺。

    政界则主要围绕孙文化的工作展开。身为国企领导干部的王厂长,在多次诱奸漂亮女下属不成的情况下,利用手中的权力拿下属及其亲人的政治前途开刀,甚至导致下属辞职。这充分暴露了当代一些官员党性修养的低下尤其是道德品行的沦丧。而孙文化作为一名普通职工,尽管“在工作方面是积极进取的,奋发向上的。专业对口,又喜欢钻研,愿意吃苦,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很少出现差错”,但是突然从办公室“被下放车间了,没有一点征兆”,这也体现了部分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方面存在的不正之风。

    在对政界的批判中,小说中还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张莉被迫辞职后,开了个餐馆,但由于她不懂得“吃回扣”这一潜规则,产生了大量坏账,致使餐馆没能经营下去。这件事,更是对政界鞭辟入里的批判。

    钱钟书在《围城》自序中写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作为《孙文化的梦》,其实也写了中国社会的某些行业、某些阶层以及某些人。综上所述,《孙文化的梦》主要描写了文化界、商界、政界这三个小社会(或称为圈子)。三个小社会融合起来,便成为一个大社会,或者说是整个社会。特别是对于权力崇拜严重、官本位意识浓厚尤其是政治决定一切的中国社会来说,对政界的讽刺足可以代表对整个社会的嘲讽。

    

    三

    

    海德格尔在其成名作《存在与时间》中谈到,西方思想史只关注存在着的事物,遗忘了存在着的事物的“存在”(或称为此在、生存)。存在是自我感觉到的存在,如若存在都不存在,则一切都谈不上存在。因而,他提出了关于人存在意义的形而上的命题。

    何妨西方思想史,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思想史一直倡导集体主义式的“和谐”,一直忽视人的个体性的存在,个人的生存境遇长期不被重视与关注。从表面上看,《孙文化的梦》是一部讽刺作品,但从深层来说,实是一部关乎人尤其是普通人生存问题的作品。

    无论从爱情到婚姻状况,还是从工作到生活环境,作者在孙文化的生存问题上耗费了大量笔墨。在爱情上,孙文化是“非常得势”的,爱情之路走得很顺,甚至张莉因为“不经意间看了一眼,给鬼迷心窍了”,尽管岳父一直反对他们交往,但是根本无法阻挡爱情前进的步伐。但是,婚姻到底是爱情的坟墓。刚开始,小两口感情不错,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家庭经济压力的不断增大,婚姻出现了裂缝,争吵、家暴接踵而来,致使他们的人格出现了较大的扭曲,真应了古人所说的——贫贱夫妻百事哀。

    谈及工作,虽然孙文化凭借专业优势及文学社工作经历和发表过文章等诸多因素,顺利应聘到一家国营环保企业,而且是能力加勤奋,工作上应该说是如鱼得水,但最终还是免不了被“下放”,政治上始终不得志。但是细细一想,孙文化在仕途上注定是不能有所作为的,甚至说“不出事”都算是幸运的,因为他太过急功好利,太喜欢出风头,甚至公然发表了对薪资的不满的文章,公然与领导抗衡,正缺少了中国人所认为的政治上应有的“成熟”。而且,孙文化也似乎不懂得如何与他人交往。与朋友聊天时,总是高谈阔论,滔滔如江河之水,全然不顾听者的感受。特别是喝多了酒,整个场子便是他的“独角戏”,别人很难插话,于是一些人渐渐疏离。所以,这般妄自尊大、好为人师的他,很难与别人建立友好密切的关系。

    道理往往是给别人讲的。细想一番,孙文化面临的困境与问题不仅是他所遇到的,也正是我们每个人所遇到的。宗教时代,人们的心灵世界是纯洁的,又是丰富的。然而,随着宗教建筑的逐渐倒塌,随着以机器为代表的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随着尼采“上帝死了”的呼喊,失去信仰的人越来越多,人们“诗意的栖居地”逐渐被虚无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物欲至上等思潮腐蚀,人们的心中产生了芒福德所说的“无目的的物质至上主义”。于是,人开始被“异化”、被“解构”,变得没有人性,如果一个个支离破碎的东西只有存在但无生气,正如梭罗所说:“大多数人在安静的绝望中生活”。但同时,有人开始“各自为政”“各打小算盘”,不再关心他人,不再关心时事政治,仿佛加缪笔下的“局外人”,甚至崇尚“他人,即是地狱”这一极端思想。因而,人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

    从另一方面讲,尽管人类的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满足,但是高成本的生活、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多的信任危机、险象环生的生活环境……使更多的人开始焦虑、压抑、恐惧、迷惘……于是,离婚、暴力、自杀、堕胎、吸毒率越来越高,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这些,不能不说是对人类工业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革命的极大讽刺。所以,萨特所说的“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作为存在的人,始终面对的是虚无、孤独等,永远陷于痛苦之中,但唯有痛苦,才能揭示人的真实存在。而只有这些“存在”了,才谈得上自我选择的自由,才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因此,于逆境中探寻生命的意义成了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尽管痛苦永远存在,但不代表人生就没有了活着的价值与意义。其实,对于孙文化的自杀,看似是对命运的抗争,毋宁说是对现实不负责任的逃避。而孙文化需要做的,便是经历更大的挫折与历练,面对更加广阔复杂的人生。也只有阅历丰富了,文学功底扎实了,“文学梦”才会自然而然实现。

    

    [责任编缉    汤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