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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地方特色与赤忱的艺术姿态——浅议《秦人文集》四卷

日期:2016-05-17 11:51

    浓厚的乡土意识扎根于我国的文学传统之中,乡土文学是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开创“现代乡土小说”的鲁迅,到赵树理、柳青,以及贾平凹、陈忠实等作家,他们无不在笔下寄寓了对乡土的思念,对民生的关怀以及对国民性的思索批判。农村更是当代中国发展研究中绕不开的问题。在近数十年的峥嵘岁月中,以整体而言,我国的社会经历了沧桑巨变,然而农村原生态的生活、农民的酸甜苦辣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何等样貌,当代学者与作家的认知依然纷繁歧异。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秦人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即体现了秦人先生为“写农民的故事”做出的卓越努力。

    近日,作者惠赐大作《文集》四卷(包含短篇小说集《关中农民》、中篇小说集《秦川故事》、诗歌集《行走记忆》、文学评论集《长安思评》四卷),展读之,感觉其中凝结了秦人先生多年的创作经验与独特的审美品格,颇受启益,故不揣浅陋,略谈心得。

    

    一

    

    韦勒克曾指出:“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揭示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秦人先生出身于陕西武功县,深受当地文化滋养与陶冶。《文集》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其对乡土社会,尤其是陕西农村图景的勾勒与描绘。正如威廉·福克纳创造了享誉世界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莫言为读者展示了神秘的高密东北乡一样,秦人先生也有一个“邮票般大小的故乡”——他在《文集》中构建了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莲花村”(“大跃进”时期又叫“莲花大队”)。这个文学地理环境一旦确立,它的历史便自然而然地按部就班地得以展开了。《拳客》可以视作整部《秦川故事》的开篇之作,它正是借逃荒农民白振中一家,从豫至陕一路乞讨,最后在莲花村落户的故事,将读者带入这个艺术平台的。莲花村,以及与之相关的崖上村、邰城县乃至宝鸡市等等不断地重复出现在读者的眼前,作者通过各种小人物的故事为读者展开了一幅融会了多种复杂微妙情感的文化地图。

    莲花村就是作品坐标的原点,在这个限定区域中,读者可以看见一个个熟悉的人物、家族在多个故事中反复出现,通过生活中零碎的细枝末节,展现史诗般的品格。从这一点上说,两部小说集《秦川故事》与《关中农民》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有着同型同构的耦合景观。以村支书这一重要人物为例,在《拳客》中,读者认识了村支书黑球,他帮助陷入绝境的白振中一家安身立命,当白振中表达谢意时,黑球说:“要感谢就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要感谢我们。”当农业学大寨之风吹到莲花村时,尽管黑球迫于压力也不得不“放卫星”,但也知道“多少要保护一下自己”。因为《拳客》主要以白振中的视角展开,黑球作为一个收留他全家的恩人,是一个既有权势又相对正面的人物。纵观全书不难发现,作者显然是有意地淡化了特殊时代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因为这并不是农民庸常生活中关注的重点。然而在庸常生活中,一个影响农民生存境遇、心路历程的不可回避的词便是权力。而在农村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村支书显然就是莲花村最高权力的代表。在《莲花村的故事》中,作者就用寥寥数语介绍了黑球与侄子黑旦的权力之争,让读者看到了黑球的另一面。黑旦之所以能够斗倒黑球,正是利用了黑球与寡妇翠香的不正当关系,随即黑旦在掌握了权力后又继续霸占了翠香。对于无依无靠的翠香来说,只能是“反正让哪头猪拱都是拱”。对于女性的性占有是村支书权力的体现。权力崇拜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而消失,它作为一种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集体无意识,不仅腐蚀和异化了在位者,也影响了芸芸众生的心理向度,使大众顺从地接受了权力对个体的压制。在《莲花村的故事》中,手握权利者不仅可以在性上侵犯女性,在金钱上也可以敲诈外村人,人们落后而充满奴性的一面被作者赤裸地展示出来。在小说的结尾,黑旦夺了黑球之位,自己又被黑狗痛打一顿后夺权,而黑狗最后也因作恶多端被抓走,莲花村选出了新的支书与主任,作者以不动声色的语气表示“又有新的角色粉墨登场”,暗示着又将是一次新的轮回。尽管村外的世界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变化,但在乡村似乎仍然保留着某种隐秘而固定的秩序与生活逻辑。秦人先生正是深谙这种秩序与逻辑的强大,故而在他笔下,人物似乎不是被写出来,而是自己活动起来,必然地上演着一幕幕悲剧与丑剧。

    而我们如果稍加注意便可以约略感觉到,无论是战争年代,抑或是“十七年”乃至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如刘绍棠、史铁生、汪曾祺等人的作品,或由于历史影响,或出于个人原因,很多作品都充满了对农村民风淳朴、风景优美的颂赞,乡土成为人性光辉闪耀的背景;而在张承志等作家的笔下,乡土则是作家心目中理想世界的载体。在工业文明的弊病日益显现的今天,以人文情怀构建和谐的世界原是无可厚非的,但一往情深的美化或许难免使读者忽视了文字背后农民生活的沉重与悲哀。在《文集》中,作者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主观情绪,在冷峻平静的笔触中让读者体味到作者对农村现实的忧思。

    

    二

    

    正如密西西比州的小镇决定了福克纳看待世界的视角,陕西的文化传统也在《文集》中处处得以体现。对秦人先生而言,这片土地有着来自血脉的亲和力,他始终视自己为“彻头彻尾的农民”,当地的民风民俗、传统习惯、方言俗语等具有陕西地域文化特征的要素在书中随处可见。例如在《能人王秋生》中,王秋生用以讽刺别人的艺术形式叫做“说歌歌”,形容谄媚叫“舔尻子”,形容聪明叫“不瓜不蔫”,而类似“穿的孝衫跳井——白白的毕咧”“穿的孝衫跳崖——白丢人”等歇后语更是不胜枚举,作者将这些极具特色的方言运用得恰到好处,使得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当地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与个性特征,同时这些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它们似乎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始终根植在这块相对封闭的、对外面的世界不甚敏感,但却文化深厚、历史沉重的土地上,揭示生活的真谛,传承地方文化特色。

    而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期的风潮也以微妙的方式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仍以王秋生为例,原本家里是地主的他,在解放后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被专政了三十年”,而到了改革开放后,他感受到物价上涨,农村越来越穷,而“城里的钱扎着堆堆呢”,因而萌生了到城里赚钱的念头。加上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村干部换了一种方式弄油水,如计划生育、划庄基、吃救济、卖公产……以至于农民不愿意更换村干部,免得再遭受新一轮变本加厉的搜刮。秋生进城之后虽然谋到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但终究还是要回到农村,他对村干部蝇营狗苟的不良现象忍不住用歌谣加以讽刺,这使得他在村里的生活并不如意,但秋生仍能坦然相对。秋生用旧的方言词语,自由而活泼地表达新的世态人情,真实地展现了陕西民间社会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作为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秋生们是渺小而卑微的,而这些鲜活的语言和声音,正是他们宣示存在的表征。

    与福克纳不同的是,秦人先生直言他的小说是写给农民看的故事,因此他无意在作品中炫技般地采用插叙、延宕、意识流、时空切换等叙事技巧,而是尽可能地避免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厚重的历史往往被他处理得轻盈而又不失深刻。《关中家史》中以一个家庭的视角展示了多年的国共斗争,以及解放后“我家”经历的无穷无尽的“运动”。几十年间,“我家”起起落落,最终丧失了几代人的财富,这一部家史也堪称是一部苦难史。对此,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设置互为参照、明暗相间的叙事主次线,采用直线的线性时间叙事,人物亦是从曾祖父到“我”根据世代单一绵延,避免了干扰读者理解的枝蔓。小说恪守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我”家既然坐落于关中这一兵家的必争之地,又凭借自己的劳作积攒下了一定财富,必然要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苦苦求生。关于国共两党,小说中仅仅用了面目模糊的“李队长”“王营长”来替代,“我家”善良而软弱的先辈都曾对其施以救助,无论谁打来了都老老实实地交钱纳粮。对于爷爷奶奶来说,他们一心想依靠自己的勤劳与小心换取安稳生活,并不了解国共双方的政治主张与是是非非,却总是不断遭遇飞来横祸,个人的力量在历史的车轮面前微不足道,小说语气极为平淡,却展示了一出人无法逃脱的宿命悲剧。

    尽管表达的方式朴素冷静,但并不意味着作者没有历史洞察性。秦人先生并没有乐观地表示随着新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农村逐渐走出了凋敝的阴影。事实上,大多数农民的生存环境依旧不尽人意。短篇小说《养亲记》的故事并不复杂,它主要讲述了张建武的三个儿子在父亲死后如何奉养寡母上的矛盾。其中长子大龙、次子二龙以及他们的媳妇无不各有各自的苦衷,社会与时代造就了不公,而身为父亲的张建武生前也无法对三个儿子一碗水端平,最终造成了老母兰花无处安身的局面。而在小说中父母最疼爱,偏偏也是尽孝最少的三子小龙一次也没有出场,只出现在其他人的议论之中,这一人物的“缺席”恰恰能引起人无限的遐想。无论是代表政权的李队长、王营长,还是代表黎民百姓的大龙、二龙,作者笔下从不置褒贬之词,然而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悲剧的气氛被渲染得淋漓尽致。

    从作者的《行走记忆》与《长安思评》中可以看出,秦人先生对于语言的掌控能力是一流的,亦深谙各种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但他的这些小说,无不是几乎不带感情因素地娓娓道来,将带有个人色彩的情感抒发压制到最低。小说已经进入到一种相当自由的境界,既不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和完整,也不刻意制造故事的开始、发展和高潮,结尾也都是戛然而止,戏剧性的减少恰恰说明了苦难的普遍性。他正是在生活的最细微之处对农民的生存状况寄予了极大的关注,用最“冷漠无情”的语言唤起社会对农民命运的重视。

    当然,作者并非没有进行文本写作的实验,而是在平凡的叙述中,不断进行思考,巧妙利用素材进行文本试验,小说《一个人的故事》就是用意识流的方法,通过农民丁志发的回忆完成了小说的叙事,使其人生和命运既一目了然,又充满戏剧性和悲剧性。《能人王秋生》采用了黑色幽默等手法,使小说生动形象,人物栩栩如生。《鸳鸯错》有些章回小说的特点,又有戏剧的悲剧色彩,从党鸿生和妓女真真的爱情悲剧里可以看到传统戏剧的跌宕起伏,也可以感受到宿命论的无处不在。在诗集《行走记忆》中既有纯情和抒情的部分,也有后现代等诗歌技法的不断演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对乡村和爱情有着无限深情的诗人,又看到了一个对现代社会积弊沉重思考、忧思重重的思想者。

    《秦人文集》四卷乡土气息浓厚,地方特色明显,陕西关中的风土人情和地理风貌都收纳其中,小地方的大气度吐纳有致,作品的文学性和现代性也丰富呈现,作者对于家乡的思辨性思考和对文学的赤忱热爱表现无余。我们常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样的文学标尺去看待地域性写作,那么,秦人先生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解释。正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一样,“邰城莲花村”这一地理坐标无疑也是具有大意象的故事源发地。

    在新时代,乡土文学这一不能回避的精神命题对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使命。秦人先生对陕西大地上农村生活的眷恋与书写,无疑给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陷入创作困境的人们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资源,可以说具有发人深省的意义。

    

    

    

    

    

    

    

    贾松禅长篇军事小说《草原枪神》出版发行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来临之际,陕西著名军旅作家贾松禅利用三年时间精心准备,呕心沥血创作的长篇抗战题材军事小说《草原枪神》由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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